生有涯，而恩典无涯——一个未成功者的见证 | Esther L

引子

这篇文章本来一直在规划之中，几个月来迟迟没有动笔，表面上是俗务缠身，实际原因则是某种隐忧（“如果一直是个失败者，不能作好的见证怎么办？”），于是辗转拖延，不能下笔。直到前一阵想到保罗关于“刺”和人的软弱的论述（林后12:7-10），又读到于宏洁牧师关于“神为什么不医治”的见证文章，论及“未必一定要通过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的软弱和失败也可以显明神的荣耀”，深有同感，故作此文，为不长的信仰历程之回顾。

I. 虚无主义的花朵（1989-2011）

俗套地沿用张爱玲的话讲，我“从小是一个古怪的女孩，并被目为天才”。两岁识字读书，也曾六岁从古乐府背到《长恨歌》，也曾因此不交一文择校费地进入某重点小学；童年时经历了一起葬礼，从而感到人只有十二岁前和六十岁后的时光是幸福的，这种认知使我早早地与生死亲近。我最初的朋友是书（“字儿”书）、拼图、地图册和窗外狭小的花园，后来是图书馆和科技馆。然而智力上的早熟也使我失掉了一般孩子的幸福童年；由于孤僻、耽于幻想的性格和奇差无比的运动能力，固然招来一部分老师的喜爱，也被一大群同学视为最佳bully对象。当被欺负的我去找老师找妈妈哭诉时，得到的教育却是：“你要变强大，成绩比他们好，才没有人敢欺负你”。于是本性自由散漫的我决心发奋图强，融入学校评价体系，三年级时混入奥数圈，四年级又幸运地遇到了赏识自己的语文老师，从而成为宠儿，结束了被bully的历史。但“落后就要挨打”“人要靠自己”的东亚式内卷哲学在我小小的心里便留下了痕迹。

我的母亲——一位清高、优秀、严于律己的知识分子女性，在“鸡娃”尚不流行的九十年代给了我相当自由的教育（我却为了逃避bully，早早养成了“自己鸡自己”的习惯）。另一部分极好的影响来源于她的朋友圈，我和她的不少同学和朋友成了忘年交，热衷讨论三国水浒南北朝。其二令人念念不忘的是1996年左右我们在天津海河游船上结识的一对台湾基督徒夫妇，他们的家成了我心目中最初的梦想之家，洋溢着《胡桃夹子》和《音乐之声》式的温馨情调，家中四处陈设的圣经主题卡片也成为我的心爱之物。我从他们学会了打UNO牌，唱一些经典英文歌，得到了一本中文《圣经》并当作神话故事读之（那时我已经读了不少希腊罗马神话和东方神话，并理所当然地将它们等而视之）。在与这对叔叔阿姨相处极好的同时，也少不了各种刁钻古怪的问题，例如圣经中的几千年人类历史符不符合进化论，恐龙又是哪里来的，等等。当然，很快我了解到，有关进化vs.创造/科学vs.宗教的辩论书，可以堆满一个图书馆的走廊，他们面对我也总是微微一笑，并不强辩。如此种种，在我心中留下了“基督徒很温柔也很神秘/但信的东西没什么科学依据”的印象，之后也很少参与这种因世界观不同而起的辩论了。

年少时好读闲书，不求甚解，好成绩却未曾令我快乐。六年级从天津搬去北京，“理所当然”地一路升上重点校重点班，做了七年学籍意义上的中关村人。初中班级风气开明，老师宽容，同学多才多艺且极具个性，因此度过了相对快乐的三年，开始探索网络、写作和地下音乐的世界。2003年SARS肆虐，宅家期间，我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夜之歌调》（2006年出版时更名为《今晚我们跳舞》，后来为迎合市场加入了尴尬的爱情线，但原作更近于女主人公的意识流独白，探讨生与死之间的亲密关系）。2004年进入一所牛人无数的重点高中，自觉在理科方面力不从心，于是早早退出竞赛圈，成为“普通高考向”实验班上的一员普通好学生，却因不再轻松占优势的学业和青春期发胖而倍感羞耻。但压力之下得以继续偷偷摸摸探索文学、哲学、心理学，涉足金属圈和音乐剧圈，并结识了三四个终身好友。但从那时起我就对人生抱着不可知之的悲观态度：学业只是一种自我证明和自我保护的策略，而终极意义的问题，不论是《道德经》和《红楼梦》，还是海德格尔和加缪都没能回答我。我惟一的选择是把目光投向文学，投向诗意和美。

为了高考，我选择了理科而非文科班，但未能得到相应的回馈。2007年高考发挥失常，遂入香港某“二流”大学就读（现在看来，我亲爱的母校作为一所教会背景的文理学院，是相当不俗的选择），专业是和母亲拉锯战后选择的政治学（她希望我专心仕途经济，而我却只想着虚无缥缈的人文学科；最终是出于对国别史和政治哲学的爱接受了这个这种选项）。较之压抑的高中时代，大学前两年的课业对我并未构成什么重负，泡图书馆和沉迷二次元之余，最大的兴趣还是所谓的“思想探索”。我选修了几门宗教和哲学课程，借了许多艰深费解的书，渐渐将加缪式的存在主义和道家视为理想型，“山中高士晶莹雪”的宝钗是我心中的完美人格，但现实中的自己却像惜春，虚无主义、冷漠、悲观、怯懦。大多数人口中疯狂的大学时光，对我来说仍然是沉迷于书本，疏离又孤独，与校园生活和外面的资本主义花花世界都格格不入的四年。但其间发生的三件事改变了我的一生。

其一是大二时（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经历的“网络公民社会元年”的短暂复兴，以至于死宅如我也曾参加过网络和现实中的国是议论小团体，也曾严肃地洋洋洒洒写过一篇长文《为什么我不可能信仰宗教》，阐释自己作为不可知论者的立场：除了世界观和善恶论上未能令我满意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在我（真诚而愚蠢地）看来，如果只是“因为害怕下地狱而信教”，就算不上真正的信仰，因而一定要等到“被真正打动的那个时刻”。（现在想想，这样的真诚和愚蠢或许也并非错误）。我很敬重的一位本系教授（后来知道，他很可能也是基督徒）认真读之并写了回复。多年后我又读到他的回信，只能苦笑，对自己那时的肤浅深感惭愧。

其二是2009年去密歇根某学院交换，短短一个quarter，却目睹了文理学院严整的教学风格（和注重实用的港校/内地学校截然不同），同期选修的一门美国历史课也让我（早在某部著名音乐剧之前）接触到Ron Chernow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传记，由此真正对自己的专业产生了一些兴趣；加之学期结束后去东岸考GRE并游历了一批藤校，深受触动，遂为自己设定了“搞学术”这一崇高目标。回港之后，怀着对政治保守主义的崇敬之心，我又在一门哲学课上读到了柏克莱的唯心主义、康德的内心自由观和以赛亚伯林的“两种自由”之辩。对我而言，这一切不仅是政治哲学的，而且是文化的；我也深受这种德国式的浪漫主义-保守主义分裂的二重性的感染，为近代德国的历史命运而叹息，因为他们的自相矛盾，不得不面临一种两次将自身推向极端又走向毁灭的命运。那时我多少也意识到，自己的内心深处也存在着类似的极端情绪：为了摆脱高中时的自卑阴影、学校和家长的控制，似乎惟一的方法是用极其严苛的自律和完美主义来获得某种“突破”，翱翔于世俗的成功标准之上，从而重获自由。然而我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样的完美主义和自我强迫，最终会让人付出沉重的代价。

2011年便是这样的转折之年。在第一次机考GRE作文失手和人际关系上的一系列挫折后，我变得极为敏感、焦虑、应激；以前不太在乎的学术水平成了我的一切。我开始过起一种自律和自虐交织的斯多葛主义生活，一天16小时泡在图书馆、健身房和自习室，不吃不睡地学习，在跑步机上背单词，并以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和奥地利的伊丽莎白皇后作为自律/自虐的榜样。一个学期后，终于GPA和GRE二战双双告捷，体重也下降了近二十斤，初尝减肥和学习相互促进的甜头，却因为体重下滑过度而遭到父母质疑，关系一度僵化。2011年7-8月，我在法国结束暑期语言课后，乘火车独游欧洲四国，面对腓特烈的无忧宫和茜茜的美泉宫心潮澎湃，大有无不可为之豪情。回国后却忽然陷入悲观绝望之中，甚至无法爬下床来写毕业论文，求医于心理科，确诊为抑郁和Anorexia nervosa。

2011下半年，母亲出于担心，飞赴香港伴读，监管我的一日三餐，体重也从最瘦时的35kg增至43kg，但心情并未好转，自觉失去自由而郁郁寡欢。但好歹顺利完成了研究院申请工作，因为赌气放弃了偏理论研究的欧洲，成绩单全部寄送美国院校。2012年1月本科毕业，等offer的半年里搬回北京实习，并和家长夺回主权，重启减肥计划；1-3月在某图书馆实习，4月收到加州某大学研究生院offer，开始学车，游历老北京城，并将这一年半来艰苦的折腾史写成了日记（后来成为了小说《亲爱的安娜》前半部的素材；啊，谁能想到，这只是一切苦难的开始而已！）。这半年时间重又进入一种不吃不睡的快乐的心流状态，每日热量摄入仅500kcal左右，疯狂打字4000字以上；2012年7月25日赴美前，体重重新降至30kg以下，遭家长猛烈质疑和警告，无果。

II. 旷野相遇（2011-2016 加州&纽约）

如愿去了加州的2012年夏天大概是我世俗生命中最后一个幸福的夏天。但在最初的阳光之后，不久情势便急转直下。研究院偏重量化研究的倾向并不符合我的口味。学业的压力、长期的营养不良和体力消耗，使我从极度节食的状态忽然掉进了暴食大量甜食-厌食交替的泥潭，并再度陷入抑郁之中。虽然成绩尚可，但每天与食物和体重的搏斗很快耗尽了我的精力，一次意外受伤被误送入emergency的经历也堪称惊心动魄。第二个quarter过后（2013年4月），我申请休学，回国度过了无所事事、吃药睡觉的九个月。系主任为我办理手续时可能以为我不会再回来了；但2014年初我还是回到学校，怀着含垢忍辱之心读完了学位，在2015年6月毕了业。

我不愿过多谈及研究生期间的生活，是因为有许多重复的话语（出现在《亲爱的安娜》和其它文稿中）、过度的悔恨和自我论断；回到学校后的这一年半也绝非顺利。惟一的转折点是2014年初的某个夜晚，依然被焦虑痛苦撕扯的我偶然听到neo-folk乐队SHEKHINAH的一首《我必远游》，当听到“有一道光  照我路上/Ta说是Ta Ta的 永约”“我无法相信 Ta为我流血/我无法相信 Ta为我撕裂/为了这誓约 被世界弃绝/这却是真的 我无法拒绝”时，我痛哭失声，哭得精疲力尽，随即怀着平安的心入睡了。那一晚我感觉自己就是那个在旷野中流浪的灵魂，出人意料地与神的平安相遇，并不配地得到了挽留。第二天便发信息给中文教会的学长学姐，“请问可以一起去么？”

从那时起我便开始每周固定去教会。那一年时光无疑是最接近幸福的，我成了一个正式的慕道者，也成了合唱团的一员，甚至参加了一次诗歌演唱；甚至也捡起了驾照，从不敢开车到敢开高速上路。我似乎是“好了”不止一点，也把对食物的兴趣部分转移到了学术和教会活动上，甚至开始认真考虑神学–政治学交叉方向的phD申请。但我也知道抑郁和厌食症的阴影从未离开过我；虽然和大家相处很好，但我在聚会中仍时常感到疏离，仿佛自己是外来者，仿佛他们的幸福和平安与我无关。

2015年初，即毕业前倒数第二个学期，发生了两件再度把我拖入深渊的事：其一是一次糟糕的恋爱（这位前男友对我进行了一系列骚扰和情感虐待，其后果可以说绵延至今）；其二是一位教授对我缺席最后一节课而弄错final地点的行为十分恼火（那门课我经常缺席，原因是车经常早上坏，需要维修；然而所有笔记我都是认真补学和复习了），无论如何申诉，都不准我补考，最终fail掉了这门课。虽然之前多修了一些学分，没有影响毕业，但直接把GPA从3.7拉回了3.4，自此我对phD申请心灰意冷，也断绝了一切好高骛远的学术念想。但最惨痛的教训，是我为此怨恨神的安排，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教会。和之前一样，我感到自己是个孤独的怀疑论者，独自一人游荡在旷野之上。

6月毕业季，我陪父母在美西游玩了一阵，从西雅图到黄石公园，在无数琐碎的快乐和争吵中度过了夏天；其后选择了一份远在纽约且薪水不高的实习，卖车、退房、跨州搬家，从一室一厅的公寓搬到了皇后区的小小阁楼，像过去一样自虐式地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只为逃离加州这个美丽的伤心之地。

在纽约快乐而又麻木地（准确说来，努力工作，努力吃喝玩乐上剧院，很少睡觉）度过了三个月后，我妈妈再次来访，对我精神状态的评价是“如同行尸走肉”。此时实习期将满，老板和同事虽然友善，也没有强烈的挽留意愿。而我终于从小阁楼搬回了曼哈顿温暖舒适的酒店房间，体验了一把“人过的生活”，感觉疲惫不堪，于是在一次痛苦的胃病发作之后，作出了回国的决定。

一并寄回北京的有七只箱子，但它们真正的价值可能比运费还低。如今想来也是同样的道理：离开美国对我来说并不算什么（那是2016年1月，谁能想象后来的事呢？），离开信仰才是。但那时的我认定自己已经离开了信仰，或许再也回不去了。

III. 无条件的爱（2016—2022）

回国的前三年无疑是充实而快乐的。各样我渴望的事物接踵而至：稳定的工作，重新连结起的旧日友情，比北美便利太多的生活设施，可爱的日系时装，琳琅满目的甜品店，无数的音乐会、演出、展览，家人和猫猫狗狗的陪伴。一切都是顺利的，美好的，甚至令我感到空虚，一度失去了求学时的热情。于是2017年底再度想要折腾出国，一边看phD项目，一边悄悄申请了加拿大联邦快速通道（EE）技术移民项目，也去第二次考了雅思；一番波折之后，竟然顺利在18年3月获得了邀请函。其间我也办理了离职，接下了一些自由职业工作，包括一本美国外交政策历史书《Special providence》（《特殊天命》）的翻译，却在历时一年多的工作完成后接到通知：书的作者因为zz原因上了黑名单，书的出版自然搁浅了。此事令我很是郁郁寡欢了一阵，虽然2019年7月顺利登陆，从安省到温哥华游玩了两个月，在职业前途方面仍是一筹莫展。

疫情开始之后，这种迷茫感更加凸显出来。其间惟一可称为“成就”的事，是2020年底终于将13年写完初稿（19年完成修订）的小说《亲爱的安娜》付梓出版，算是了却了一桩多年心愿。但小说修改期间受到大量过去的灰暗事实的影响，出版后又遭到一位网红牵头的“一星运动”批评，加上疫情因素，导致我的抑郁症和进食障碍再度复发，体重掉回了几年来的新低，而且患上了严重的睡眠障碍，几乎不能在白天正常起床工作。虽然外在一切正常，甚至也和朋友们吃喝玩乐、谈笑风生，我却感到身心俱疲，沉浸在死亡的阴影中无法自拔。

2021年6月，在上海旅行期间，一位朋友离世的消息令我受到严重打击。我本能地回头，重新找回了教会。

2021年8月25日，我在郭易君牧师、萨林娜师母所牧养的北京恩道归正浸信会受洗。受浸时说出“我信”的一刻，我痛哭失声。因为我明白，我的理性一直是信的，只是我的感动不够，从未经历过圣灵的带领，也从未到达生命的层面。然而那一天我仿佛真的变了，仿佛过去的我真已随基督一起死去，而换上一条白裙子的自己又仿佛真的重新活了过来。

那时起我开始了频繁而不规律的聚会生活，也拥有了几个真正的朋友，但离真正的基督徒生活还很远。一方面，我仍然是低迷、软弱、破碎不堪的，由于身体条件太差，也常常失去信心，处于对自己的怀疑之中；另一方面我也仍然过着属世界的生活，和从前一样爱慕虚荣，又为一切世俗的眼光和偏见所苦。而对于三年前所选择的未来，我同样找不到出路，只能在惶恐和逃避中度日。

2022年7月5日，拖着病弱的身体和忐忑不安的心，我独自飞回了温哥华。初来乍到，很是经历了一番折腾，搬了一次家，又在冬天来临前得了新冠（而且阳了两次）。对于身体并不好的我来说，生病期间一度非常痛苦，饱受发烧、失眠、水肿、手脚开裂的折磨；然而就在某一次高烧到喘不过气、甚至有种濒死感的时候，我却似乎感到了神的意志的显现：似乎这场病，这次搬家，这又一次漫长的奥德赛之旅，就是为了让我从庸庸碌碌的悲惨生活中暂停下来，真实地沉到生命的水底，思考活着的意义，然后要么到此为止，要么继续前进。那段时间我经历了一段又一段短暂的睡眠，许多记忆已经模糊不清，惟一确定的是在某次深度睡眠之后，得到了圣灵医治的话语。那一刻我回想起了自己所有的罪，被浪费的时光，被忽视的真正宝贵之物，从而痛哭失声。生命的可贵总是显现在你似乎将要失去它的时候。那么在我拥有生命的短暂时光里，我又做了什么呢？我深深觉得自己的生命是空洞的，我对生活的本质，信仰的本质还一无所知，这样无知的我怎能一再幼稚地说出想要去死的话呢？怎能轻易地弃神如此深厚的爱于不顾呢？

接下来的一切都显得有些过于顺利了。我找到了新的属灵的家——列治文圣道堂（RECBC），开始了定期的聚会生活，在生病期间得到了古牧师、宋传道和教会兄弟姊妹的大力帮助（宋传道甚至在我感染期间为我特意送来两批试剂盒），以至于一开始感觉举目无亲的我，一点点开始爱上了这座城市。一个多月后我基本痊愈了，甚至除了睡眠问题，几乎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对我这种有长期基础病的人来说，几乎已经算得上神迹。截至目前，从常人的视角看来，我依然是一个失败者：我没有考过车牌（已经是第三次了），也没有找工作，甚至对如何开始下一步的生活也没有太多规划。但我知道神已经将Ta的爱和平安放在我心里；我之前没有失去的，从今以后也不再会失去，也不再想要失去，因为“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2:9)”。

这篇文章始于一个周五，又于受难日（Good Friday）的晚上结束。从默想会回来的我，已经收起白日不安的心情，任自己沉入夜的寂静之中。我不知道前路还有多远，但我确定无疑的是，我救主的死成了我今日的生。因此，我不再为不确定的事情忧虑，只是反复地想着这两句经文：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诗篇23:4 和合本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马太福音6:31-34 和合本

Esther L

202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