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和《圣经》的瘟疫观| 杨鹏

第一：《圣经》对瘟疫的来源及原因分析
第二： 国学中对瘟疫的来源及原因分析
第三：《圣经》中避免瘟疫的方法
第四： 国学中避免瘟疫的方法
第五：《圣经》和国学在避免瘟疫上的差异

《圣经》对瘟疫的来源及原因分析

熟悉《圣经》旧约的朋友都知道，《圣经》多次提到瘟疫；瘟疫是各种传染病的总称。我做过统计，《圣经》和合本里面提到瘟疫68次，但是大部分都在旧约里面，旧约中出现65次，新约里面只是提到3次。瘟疫的英文是pestilence。我又查了《圣经》的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pestilence出现了54次，那么为什么和合本是68次？ESV也是54次，这不是说和合本翻译不对，而是因为它把pest也翻译成了瘟疫，而pest其实是疫情，这样就显得和合本瘟疫会出现多一点。

《圣经》中虽然提到68次瘟疫，但记载比较详细的瘟疫事件只有5次。和合本里面，对瘟疫比较详细的记载第一次出现在《出埃及记》5章3节。摩西、亚伦与法老的对话里面出现了瘟疫；他们说：“希伯来人的　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这是瘟疫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标准英语译本——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说的是lest he fall upon us with pestilence, or with the sword。

《圣经》中最后一次提到瘟疫是在新约《启示录》第6章的7-8节，上面说：“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作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或译：死亡）、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英文是：And when he opened the fourth seal, I heard the voice of the fourth living creature saying, Come. And I saw, and behold, a pale horse: and he that sat upon him, his name was Death; and Hades followed with him. And there was given unto them authority over the fourth part of the earth, to kill with sword, and with famine, and with death, and by the wild beasts of the earth。

请大家注意，《圣经》中第一次出现瘟疫这个概念是在《 利未记》的第26章24-29节，上帝对摩西和亚伦说：如果以色列人违背上帝的律法，不听从上帝的旨意，上帝就要打击他们。让剑降临在他们头上。英文是：then will I also walk contrary unto you; and I will smite you, even I, seven times for your sins. And I will bring a sword upon you.然后就说：“当你们聚集在各城里面，我必将瘟疫降在你们中间，也必将你们交到仇敌的手中。(and ye shall be gathered together within your cities: and I will send the pestilence among you; and ye shall be delivered into the hand of the enemy.”)所以pestilence这个词，是指各种各样的传染病。目前正在爆发的新冠病毒-coronavirus就属于瘟疫。

请大家注意，《圣经》里面的瘟疫都来自上帝，而不是来自魔鬼，就算《启示录》最后讲， 死亡来了，死亡也是听从上帝的使命而来的。为什么瘟疫会降临？《圣经》的解释很清楚，是因为人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不听从上帝的意思，是因为违法而受到惩罚。正像我刚才讲的《利未记》26章14节中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
(if ye will not hearken unto me, and will not do all these commandments.)

小结一下《圣经》里面对瘟疫的看法。第一，瘟疫来自上帝，那么为什么会来自上帝？是因为人触犯了上帝的律法，违背了上帝的意志，而受到上帝之法的惩处。所以这是《圣经》里面的瘟疫观以及对瘟疫来源的解释。

国学中对瘟疫的来源及原因分析

“国学”是一个笼统的概念，相当于中国传统文化。从商朝甲骨文、周代的青铜器铭文以及其他周代文献来看，中国人心中已经有了至上神的概念。商朝后期的甲骨文里面，把至上神称为上帝，或者叫帝。因此，后来利玛窦等人翻译《圣经》里的“神”时，用了商朝甲骨文里面的“上帝”。周朝的经文里面也称这个至上神为天、皇天或者上帝。所以商周之人毫无疑问会将国家的命运、灾难，都归因到上帝或者上天。

我在掌上国学院用10课内容讲过诗经中的《颂》，用15课讲过《尚书》，由此深深体会到周代的君王、朝臣们对上天的信仰，以及对天命的敬畏；他们心中已经有了至上神的观念。那么瘟疫灾难是怎么来的？和至上神是什么关系？《史记·周本纪》里面有一处记载：周武王灭商以后内心很焦虑，夜不能寐，然后他就对周公说，上天不接受殷王的献祭、不保佑殷王已经六十多年，田地荒芜，野生的麋鹿都在牧场上，野地满是蝗虫；上天不接受殷人的献祭，不保佑殷人，我们今天才有所成就。但是上天曾经建立殷国，安排了360名有名的贤人辅佐国王，所以殷国曾经很有荣耀，一直到今天才灭亡。我们周人刚刚推翻商人统治，还没有确定得到上帝的保佑，我怎么能睡得着？这就说得很清楚：人间的灾难，包括饥荒，包括国家的毁灭，这些根源在于人们违背了上帝的要求，所以阴阳混乱，灾难降临。所以国学中认为一切灾难都源于上天，瘟疫作为这些灾难的一种，当然也源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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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没有不被瘟疫侵害的朝代。中国史书里面记载大量的疫情，通常用的是疫、疾疫、疠疫这些概念。比如《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讲到秦军征伐赵国的时候说：“蝗蟲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也就是说蝗虫从东方来，遮天蔽地，天下发生了大的瘟疫。马伯英先生在《中国医学文化史》里曾经对3000年间中国史书上记载过的瘟疫做过一个统计。结果表明：周代以来，中国共计发生大型流行性瘟疫557次，其中周代5次，秦汉46次，魏晋南北朝75次，隋唐50次，宋73次，元33次，明134次，清141次。

《圣经》中把瘟疫的发生归因于人违背上帝的律法，中国国学里面是怎么对瘟疫进行归因的？西汉的思想家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五行变救第六十三》把瘟疫归因于王者缺德。“王者不明，善者不赏，恶者不绌，不肖在位，贤者伏匿，则寒暑失序，而民疾疫”。儒家的经典《礼记》中也说：凡人民疾病、六种牲畜的疫情、五谷受灾都是由天而生。所以从瘟疫的归因来看，《圣经》把瘟疫归于上帝；人们违背上帝，上帝必降瘟疫。中国的国学是把瘟疫归于上天，认为君王违背天命，上天必降灾难。

《圣经》中的至高神耶和华和中国国学中的上帝这两个概念，都是至上神，但是他们有什么样的异同？这是一个学术问题。我正在希伯来大学做研究，对中国的上帝观和《圣经》的至上神观做非常详细的学术对比，现在还没有结果；还需要几年才能够完成比较深入的研究。从对瘟疫的归因来看，无论是古代的以色列人还是中国人，都把瘟疫归因到人对至上神法则的违背。

《圣经》中避免瘟疫的方法

既然瘟疫来自人对上帝法则的违背，以及上帝之法的惩处，那么人应该怎么避免瘟疫呢？《圣经》是怎么讲的？我们今天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也会碰到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解读瘟疫、怎么去避免或者应对瘟疫？《圣经》中是怎么避免瘟疫的？总结下来就两个办法。第一是要惩罚首恶者，第二是人人悔改，就这两个办法。

瘟疫来源于人对上帝律法的违背，但因为人的地位不同，在违背上帝律法这件事情上，有的人是带头的，有的人是因此受害的；如果要避免瘟疫，就需要惩罚那些带头犯罪的人，不能容忍他们。《民数记》25章4-5节记载，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力毗珥连合的，你们各人要把他们杀了。”上帝吩咐摩西把以色列的族长都杀了，然后把他们的头对着日头悬挂，这是非常严厉的惩罚。《圣经》里面认为要避免瘟疫，第一条必须惩处恶人，特别是因触犯了上帝律法而带来瘟疫的人。《民数记》25章6-8节还记载道：“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着他们的面，带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非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非尼哈就为以色列人赎了罪。而且《圣经》中记载：“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也就是说，要止息瘟疫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必须严厉地惩处违反上帝律法的恶人。瘟疫告诉我们：有人犯了罪、触犯了上帝的律法；我们必须追究责任，要对那些犯罪之人进行严厉的惩罚。

《圣经》中回避瘟疫的方法，第一条是惩罚首恶者，第二就是悔改。大卫时期（撒下24章，15-17节）“耶和华降瘟疫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是巴，民间死了七万人”。然后这个时候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大卫认为他作为王应该承担最主要的责任，然后大卫就买了一块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这就是惩罚与悔改。所以《圣经》中的办法是非常明确的：一是要追究责任，惩罚犯罪者；二是要反省悔改，回到上帝的道路中来，态度非常明确。

国学中避免瘟疫的方法

国学中是怎么讲避免瘟疫的呢？这就很不一样了。国学里面把瘟疫的发生归因于君王缺德、扰乱阴阳，上天降下天罚；它认为宇宙之中有些法则是不能触碰和违背的，违背者必受天罚。就像道德经里面所说：“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疏而不失”是古本）。瘟疫的发生一定是因为有人触犯了天网，但是国学中触犯天网的是些什么人呢？就是君王。既然触犯天网的是君王，那么避免瘟疫的办法是什么呢？君王就要反省，要行德政。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提出一个解决办法：马上推行轻徭薄赋，要举贤良、赏有功、封地给有德之士，全是政治措施；因为根源在君王。君王是政治代表，所以君王要想克除瘟疫，就得自我反省、改善政策，有的君王还会下罪己诏。

《汉书·元帝纪》记载发生天灾人祸之后，汉元帝就曾下诏书说：“我达不到上天的要求，所以国家秩序不明、官僚懒惰，没有合适的人，百姓很失望。他们的失望之心就被上天所感触到，阴阳为变，过错流毒万里。我非常恐惧，关东连年遭受灾害，人们饥寒交迫，加上疾病瘟疫，损失惨重。”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为什么会发生疾病瘟疫？ 因为君王之德配不上上天的要求，德不配位，造成阴阳为变，君王的过错流毒万里。汉元帝很明确地把瘟疫灾祸归到自己的身上，那么该怎么办？因为是他执政不好所造成的，就要改善政策；一般会通过减免赋税来救助这些受害之人。

《汉书》记载，西汉宣帝的时候，遇到了疫情，就下诏说：“天下人都被殃及，我很难受，所以遭灾的地区全部免除租税。”此外还有东汉孝宣帝的时候碰到瘟疫，他也说：“天下被瘟疫所害，受瘟疫伤害严重的郡国免除疫情期间的全年税收”，还向疫区调度粮食赈灾。这就是他们应对疫情的办法，都是政治层面的。而《三国志》记载，魏武王时期遇到瘟疫，也下诏令，规定70岁以上的女性、12岁以下的少年、残疾不能工作的人、家中没有人照料的人全部都由官府供养。古代帝王碰到疫情以后，就搞这种德政。

《圣经》和国学在避免瘟疫方法上的差异

大家现在已经发现国学和《圣经》在避免瘟疫方法上的差异非常大。国学把瘟疫的发生归因于君王失德、为政不明；但你不能直接把君王给杀了，也不能惩罚君王。它解决的办法就是让君王反省自己的德行、改善政治，采取减免税赋、救助灾民的措施。它背后的观念就是：和上帝发生关联的只有君王一个人。上帝只与君王发生关联，那么这个世界的好坏就取决于君王一个人的德行和执政的好坏，怎么惩罚呢？最大的惩罚就是天下暴乱、改朝换代，就像周人除灭商朝一样；如果没有到改朝换代的程度，就只有君王自我反省，改善政策。

与之相比，《圣经》就很不同了。《圣经》之中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直面上帝，每个人犯罪都必须受惩罚，就相当于摩西在从事仪式的时候，有两个人跑去行淫，他们追究这两个人的责任，把这两个人杀死。《圣经》的观念是：有人犯罪就会连累大家，因此必须把这个犯罪者找出来，进行追责、惩罚。这是《圣经》面对危险时要解决的问题。

《方方日记》之所以引发这么大的围剿，并不在于书中记载的那些细节，而在于她要求追究官方责任的精神。大家现在可以知道，这肯定不是传统的国学精神。国学的精神是当发生瘟疫时，让皇上自我反省、改善政治，而不是让一个普通民众追究官方责任。《方方日记》中的精神是《圣经》中的精神：人人承担责任，凡是犯罪者必须受到惩处，必须受到追究。这是《圣经》的传统。《方方日记》最后以《圣经》的文字结尾，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第一个差异，大家一定要感觉到这种差异。

第二是人人都要悔改，因为任何人违背上帝的行为都可能触发大规模的惩罚、影响到别人；就像《民数记》记载以色列人心力带着米甸的女人去行淫一样。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起义务，必须悔改。

国学和《圣经》中都有至上神，都认为至上神是瘟疫的来源，瘟疫来源于上帝对人的惩罚；但国学之中，只有君王一个人面对至上神的指示，只有君王拥有祭祀上帝的权利，也只有君王承担责任。没有一个君王愿意为承担责任而死，最多就是下罪己诏，改善政治。《圣经》之中就不同了，至上神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责任悔改、有责任追责、有责任惩罚犯罪者。就像刚才讲的，动手惩处行淫者的并不是摩西，而是亚伦的孙子非尼哈；他看见他们去亭子里面行淫，就把他们刺透了。每个人都要承担起惩罚邪恶者的责任。《圣经》之中至上神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意味着人人都有义务悔改，但是人人也有责任追责、惩罚犯罪者。在真正相信《圣经》的民族里面，没有人免于对瘟疫的追责，也没有人不应该承担起改变自己的义务。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差异。

我们可以这么说：在国学里面，不愿悔改、不改善政治的不是好君王，最大的惩罚就是带来政权的崩溃；但在《圣经》里面不愿悔改的就不是信上帝，当然还不能忘了一条：不勇于追责的也不是信上帝。

我们知道，支持追责的前提是信仰上帝，并且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都要承担责任。我们这次追责的人为什么没有这么坚定、没有成规模？因为大家背后缺少对上帝的信仰。更多的人认为，你就给政府提个建议，让它改变自己就行了。国学思维主要是让皇上反省、改善政治，而不涉及追责。从这些现象里面，我们都能深深的看出国学和《圣经》心理，在对疫情的回应上比较深刻的差异。所以要想真正实现能够追责的社会，不全民读《圣经》是不行的，因为《圣经》对追责提供了信仰的力量；国学只是对提建议提供了很多经验。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先掌握事实，这样才能够比较准确地理解这个世界和其中的各种冲突。感谢大家，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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