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文化影响及国内教会的实践
一、华人文化传统与女性服事
1. 华人文化传统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华人社会中对性别角色的影响深远，强调“礼”与“ 秩序 ”，主张家庭与社会的分工。传 统上，女性多承担家庭照顾职责，男性则负责公共事务。在一些华人教会中，这种观念影响了对性 别角色的理解，使女性在教会领导或讲道方面的参与相对有限，其服事多集中于教学、关怀和活动 组织等领域。
部分学者指出，这种性别角色的区分在文化与信仰实践之间存在张力。他们分析了以弗所书5:23等经文的诠释方式，并讨论“顺服 ”与“和谐 ”的文化与神学意义，强调圣经中的家庭关系应以尊 重与彼此配搭为基础，如彼得前书3章7节所提倡的“按情理与妻子同住 ”。例如，华人学者邱清萍和 刘秀娴指出，对“丈夫是妻子的头 ”的理解若缺乏上下文，仅将其与传统文化结合，将很容易将其视 为‘夫为妻纲’的传统家庭理念的神圣化依据，而忽略圣经整体信息实际强调男女的家庭关系应建立在 互爱与相互尊重之上。74
在华人教会中，尽管许多女性积极参与查经、牧养与儿童事工， 在正式职分如讲道与治理上 的空间仍较为有限。她们在家庭与教会中常面临双重期待，这对参与全职服事的女性构成挑战。
2. 教会与家庭中的实践建议
针对现实挑战，有学者提出逐步改革建议，包括鼓励按恩赐而非性别设立领袖，并在小组与聚 会中拓展女性参与的空间。同时，也有声音指出，历史上女性在宣教与服事中一直扮演关键角色， 华人教会可从中汲取经验。75
在家庭层面，有学者主张以伙伴关系代替传统权柄结构，鼓励共同灵修、家庭礼拜与决策协 商，以缓解家庭与服事之间的压力。这种做法也体现了“ 爱与服侍 ”的神学精神，有助于建立更健 康的家庭互动模式。正如曾在建道神学院任教的学者梁蕙慈所指出，更新家庭结构不等于否定传 统， 而是从基督信仰出发，实践“彼此顺服 ”的关系，体现神学上的一致性与实际生活的适切性。76
3. 在文化与信仰间寻找出路
面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学者们主张应在尊重文化价值的同时，辨识其中可能影响信仰实践的成 分。他们倡导一种“更新而不全盘否定 ”的态度， 强调在文化传承与圣经教导之间寻找平衡，以建立彼此尊重、共同成长的教会与家庭关系。曾任马来西亚卫理公会（Methodist Church in Malaysia）主教 的黄锡木（ Hwa Yung）指出，华人教会必须发展“批判性顺应 ”（critical contextualization）的方法，在福音真理的基础上更新传统文化中有问题的性别观，同时保留文化中有助于群体和谐与家庭 责任的正面元素。77
二、国内教会的实践
1. 中国三自教会
女性可以被按立为牧师、传道、讲道员，甚至担任教会领导职务。许多省、市、县级三自教 会已有女性牧师或女传道人。例如，江苏、浙江、四川等地的三自教会都有女性担任堂会主任牧 师。78 女信徒可以在聚会中讲道，特别是在主日礼拜、妇女查经班、青年团契等场合。根据 《中国教会年鉴》的统计数字，三自教会中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牧师是女性，有些地区甚至女牧师多于男 牧师。79
2. 家庭教会
在国内的家庭教会中，关于女性是否可以讲道或担任教职的问题呈现出多元且不一致的神学立 场。这些立场不仅体现神学理解的差异，也反映了教会在政治、文化与社会现实中的张力与变迁。
多数家庭教会采纳互补主义立场
大多数较为保守的家庭教会倾向于采纳互补主义的神学观点，强调男性在教会治理中的领导地 位。这些教会通常依据提摩太前书2:12、哥林多前书14:34等经文，认为女性不应在教会中担任讲 台讲道或牧师职分，这一立场也与教会对“秩序”与“权柄”的强调密切相关。80 女性的服事范围通常局 限于儿童主日学、姐妹团契或查经小组辅导等角色。81
少数采纳平权主义立场
相较之下，一些倾向自由主义神学或灵恩取向的家庭教会， 更愿意采纳平权主义立场， 主张女 性可以凭恩赐担任讲道与教导角色，甚至担任牧养职分。这类教会倾向引用加拉太书3:28中“在基督 里并不分男和女”为核心经文，强调在救恩与服事中男女皆有同等地位。部分教会亦强调圣灵的主权 高于制度性的性别区分。82
3. 中国女性牧师的代表人物
在中国教会的发展历程中，女性牧师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她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服事实践， 展 现出多样的教会结构与服事模式。尽管女性长期未被广泛纳入正式的教职体系，仍有一些女性以坚 定的信仰和服事精神，在教会历史上留下了重要足迹。余慈度、何恩证、苏恩佩与李添媛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位。余慈度（1873—1931）因其强调悔改与圣洁的信息，被称为中国属灵复兴的先驱 之一，影响了许多信徒的灵命更新。李添媛（1907—1992）是全球圣公会历史上首位被按立的女牧 师，担任牧职多年，参与牧养与讲道事工。 何恩证（1917—2014）在边疆与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从 事宣教工作，推动地方教会的建立与成长。苏恩佩（1937—1982）专注于布道事工，其讲道广受欢 迎，并对后辈信徒产生积极影响。这些服事经历展现了女性在教会中多种形式的参与与贡献。
74 邱清萍、刘秀娴，《还我伊甸的丰荣：从圣经、历史和社会问题探讨妇女的身份与角色》，（香港：中国神学研 究院，2004）53–55。
75 同上，192 ，210-220。
76 梁蕙慈，《家庭神学：独身、婚姻和家庭的神学反思》（香港：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出版部，2015），159-160。
77 Hwa Yung, Mangoes or Bananas?: The Quest for an Authentic Asian Christian Theology (Oxford: Regnum Books Internation- al, 1997), 89–94.
78 刘华清， “中国女性牧师的牧养现状与神学反思”，《协和神学评论》, 第14卷第2期, 2019年，45-48。
79 中国基督教协会、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中国教会年鉴”，宗教文化出版社，2022年版，88-90。
80 刘同苏， “中国家庭教会的神学立场与性别角色”，载《今日华人教会》, 第8期，2018年，33-37。
81王怡， “论教会中的性别秩序”，收录于《中国改革宗家庭教会文集》, 2015年，112-115。
82 陈汉章， “圣灵的引导与性别恩赐：当代中国家庭教会中的女性讲道探析”，中国基督教研究通讯, 香港，2021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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