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原是祂的工作 — 从个人经历看神的呼召

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诗篇91：14）

视频与音频内容与今日文章内容不重复，下文将以贺传道第一人称形式转述.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从2014年开始做的服侍。

我通过个人的经历看见：哪怕在最深的幽谷，主仍在寻找失丧的灵魂，和他寻找我们在座的人一样。

说实话，我的呼召不是改变一个制度，甚至不是为受屈者伸冤；我的呼召更像是公义之后的怜悯……

第一个故事

一段经文：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在2014年春天，有一个朋友请我过去跟他吃饭；吃饭的时候跟我说：他大学即将毕业的儿子杀了一对兄妹，而且其中一个被碎尸。

在一审的时候，律师以被告有精神障碍为由辩护，但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虽然上诉了，但结果未卜。于是他说：“我知道你是基督徒，能不能进去给孩子带来一些光明的东西？”其实我当时很犹豫，因为我自己感觉到灵里有些搅扰，更何况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这类案件的辩护律师；但因为是朋友，还是答应了。没想到第一次会见之后，这样的会见就一共持续了17次。我们是在北京看守所的隔间里见面的；一共有13个隔间，都是由玻璃隔出来的。我与死刑犯之间有2米的距离，中间有石桌和铁栅栏。死刑犯24小时都带着手铐和脚镣，坐在我对面的铁椅上，腰间还固定着一个圈。

我第二次会见他的时候，就有一个感动，与他分享大卫和拔示巴的故事：大卫行淫之后，借人之手杀死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

我为他读诗篇第51篇；我读的时候，我们俩都流下了眼泪。我就在玻璃隔间里头，身后还有管教来回巡视的时候，带着他做了决志祷告。

后来与他会见的时候，我也与他分享了信仰的根基。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总是在回避，就是罪；因为如果他认罪了，就可能失去生命的希望。但是二审的开庭日期逐渐临近，说实话我没有办法再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没有办法确定他是否真的已经认罪悔改了。有一次会见他的时候，他说：“贺律师，我感觉不到自己的信心，感觉神离我非常遥远。”我说：“这是因为你的罪；你需要反省这次的罪，也要反省过去生命当中其他的罪，无论是已经做出来的还是存在心中的。”后来我带领他做了一个向神忏悔的认罪祷告。祷告完了，他说自己希望修改上诉的辩护词，但是因为一些技术原因没能修改成功。

二审开庭前最后一次会见的时候，他问我：“我在开庭时候应该说些什么？”我于是给了他这句经文：“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但是这次会见结束之后，我就趴在自己车里的方向盘上痛哭；因为我不理解神为什么要把我放在这个境地：人家是让我来帮助他的孩子，不是让他孩子失去生命。从那个时候，我胸口当中就似乎有一个疙瘩一直堵着。

二审开庭的时候，检察官在那里慷慨激昂地述说这个孩子的罪行；最后说他不可原谅。我不知道是出于圣灵的感动还是一时的激动，就说：“你凭什么说他不可能？”那时我想的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中刚才引用的经文；但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在法庭上，不是引用《圣经》的地方，于是打住了。大家还在等着我接着说些什么，于是场面非常尴尬。法官心里可能在想：“这是什么律师呀？”但是，这个23岁的青年在法庭上真诚地向受害人的家属道歉；当法官问他上诉理由的时候，他对“精神障碍”的理由只字未提。也是因着神的恩典，二审判决结果由死刑立即执行改成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他也是一个被神所得着的生命。记得有一次会见的时候，他对我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他有一个同屋的狱友将要被执行死刑；执行的前夜，他问同屋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于是两个人就戴着手铐脚镣跪在地上，向神祈求；这好像是神在那最黑暗的地方所放的一盏烛光。他在服刑的时候开始给我写信，说生活非常艰苦，每天都要承受各种各样的打击、考验、诱惑；但他一直能平心静气地去应对一切，因为他有信仰。有人问他是否信主；他就说：“我所信的不是一位与我无关的上帝，而是真实的神，我的主宰。”我发现他对神的认识已经很深了：他不是把神当作一个客体来信奉，而是把自己置身在神所主宰的关系当中。在监狱这样一个环境，能够持守信仰完完全全是出自上帝的恩典；因为“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就是神在那样的一个黑暗的环境当中，依然存留的一盏灯。

在今年春节之前他给我写信说，这些年我每天生活中最大的挑战莫过于与各种人打交道，也曾有过黑暗时刻，让我几乎要放弃坚持，去以恶制恶，去计较每一分利益得失，但我明白那终将毁灭的是我自己，所以我一直奉行这样一个准则，让善行从我这里传递下去，让恶到了这里终止。这完全是出自神对自己的怜悯，怜悯我的软弱，让我第一次这样一个服侍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否则我不会有感动和力量坚持下去。

这种的恩典也体现在双方的谅解上。记得二审开庭之前，我和他的父亲一起到了江西某地，与其中一位受害人的父亲见面。受害者来自农村，家境非常贫寒；她12岁的时候母亲就因此离家出走，改嫁他人。她的农民父亲就把她和弟弟两个人拉扯大；但是成人之后，她就来北京做了小姐，直到被害之前还经常寄钱回家贴补家用。

我带着这位父亲来到江西受害人家里。那可能是我参加过的最特别的见面：一边是杀人犯的父亲，一边是被害人的父亲。晚餐结束之后，受害人的父亲就走入了黑夜；我突然想起来自己忘记把《圣经》送给他了，就冲到黑夜当中，把《圣经》送在他的怀里。他说：“这是什么？”我就回答：“这是《圣经》，送给你读的。”二审开庭的时候来了很多人；曾经抛弃家庭的母亲也来了，这位父亲也走到我的面前说：“贺律师，你给我的《圣经》，我一直在读。”

我相信他在神的话语当中找到了安慰……

第二个故事

一句经文：“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在地上要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2017年我回家过暑假；假期快结束的时候，我准备回去继续读书，安徽一个小城市的牧师间接联系到我，说有一个教友，他18岁的儿子因为杀人、盗窃、侮辱尸体，一审二审都被死刑，正在等待最高院的死刑复核。管教说这个孩子在看守所里非常低落，希望父亲能够找人去看望他。他从小就生长在一个信主的家庭，也是在主日学当中长大的，13岁就受洗了；但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一时之间就犯下了这样不可挽回的重罪。

他父亲为了挽救他的生命，把自己的回迁安置房卖掉了；但即使80万元已经打到了法院的账户，也无法与受害人家属达成谅解。于是我到了那里，与牧师同工们见面、一起祷告；牧师就给我前面这节经文，希望我能进去给这个孩子一个宣告，说他的罪恶已经被神饶恕了，教会在地上会释放他脱离罪恶的捆绑，邀请他进入或重新回到神儿女的行列。但是我认为这样的宣告应该是他在认罪悔改之后才能做出的，于是我意识到自己承担起了让犯人认罪悔改的重任。

如何去辨识他是否真正认罪悔改了呢？我当时并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8点钟，我们在看守所的门口拉着手祷告，然后我就进去了。我见到这个孩子，跟他交谈；他也给我看了他给最高院复核死刑法官的信。说实话，从信中我看不出他是一个信主的人，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不过是一种垂死挣扎。后来，我给他看了他母亲给他写的长信，他眼睛就开始湿润了。我给了他一张小纸条，是儿童主日学中一位与他一起长大的姊妹写给他话；只有短短的一句：“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他就坐在那铁椅上，使劲扬起头，不让眼泪掉下来；他说：“难以想象还有人爱我这样的人。”

后来我应他父亲的要求给他放了一首诗歌，就是《主从粪堆中把我找》。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歌，在这空旷的会见室里，它传出神的信息：

罪恶把我困在死牢，拼命挣扎着却逃不掉；
在痛苦中向耶和华祈祷，主从粪堆中把我找；
我却在炫耀自己功效，是主把我扑倒；
摔碎了我所有的骄傲，俯伏在地方能知晓；
人想自救极力改好，离开我主救赎无路可逃。
在痛苦中向耶和华祈祷，主从粪堆中把我找；
瞎了双眼才能看到，不服审判如此愚骜，
自觉其好修饰外表，内心充满污秽自高。

于是在这样的歌声当中，他也破碎了。我让他读诗篇51篇，然后做认罪悔改的祷告。他可能已经很久没祷告了；但是在他的祷告中，我依然能够听出来一个儿子的心跳。

后来我就出了看守所，与教会的同工、牧师，以及他的父母分享了见面过程；他的母亲一直在哭。我对他的父亲说：“你的儿子说：‘爸妈挣钱挺不容易的，不要再在这件事上浪费钱了。’”他父亲是做木地板生意的，听到这句话就开始嚎啕大哭。

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这个孩子脸上突然露出了非常尴尬的一个笑容。他问我说：“贺律师，这次你走之后还会再来吗？”其实那时我没有打算再来，因为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但是看到他尴尬的笑容的时候，我就说：“我还会再来。”后来我跟我们律师团契的一些弟兄分享这段经历，其中有一个就说：“我们怎么能够确认他真的认罪悔改了呢？毕竟他没有像之前的男孩一样有极大的转变。”我自己也很挣扎这样一个问题。

于是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就和另一个律师一同前往。我有两个任务，第一是带去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第二是带去教会的圣餐。我不知道该怎样去完成这两个任务，以至于我没有跟当地的牧师和他父母讲这个事。在我会见的时候，我给他播放了这样一个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他也感受到了天父不离不弃的爱。

但是当我拿出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的时候，他似乎也明白了。我问他：“你是否真的自愿做这个事情？”他说：“我在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主的那一天，就想这样做了。”于是我把志愿书放在他面前；他红着眼圈在那里填写，在捐献肝脏、心脏器官的选项上一个个打勾。然后我和另一位弟兄带去了独立包装的圣餐；但是我不敢让他领用，因为看守所有明确的规定；更何况我怕他万一吃东西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不仅仅是我的律师执照的问题，我自己也可能要进去。

于是我们两名律师就跪在地上，一人拉着他的一只手，代他领圣餐。在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有人讨论在网上领圣餐是否有效；我不敢说什么，因为我当时所用的方式可能会被视为离异端已经不远了；但其实我的初衷只有一个–很简单，让他能够感受到自己是已经回家的浪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分别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要顺服神在这世上一切的安排。

2018年4月的一天，他被执行死刑，那天也正好是我的生日。我听到他父亲哭着在微信中给我的留言，希望我什么时候能够再去看一看他们。他父亲跟我说，他儿子在被执行死刑之前，见了他最后一面；当他儿子知道父母因为自己的事情很久没有去教会了，就劝他们不要停止聚会。今年春节之前我又联系了这位父亲，他和妻子已经慢慢从悲伤当中走出来，知道了如何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是做木地板装修生意的；尽管春节前会很忙碌，但是依然周一会去教会参加乐理学习，周二参加中青年团契，周三参加诗班排练。

我看见在这样一场悲剧当中，无论是这个孩子还是父母都被更新、放到了神的手里。无论当地的牧师还是这位父亲，都希望我能去南方的小城看望受害人的家属；这也是我自己的负担。其实男孩在被执行死刑之前，曾经联系过受害人的姐姐；但是对方说：“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你”，就把电话挂掉了。一位在惠顿读心理学的姊妹说：对方可能对基督信仰非常排斥，因为这个男孩信主后可以去天堂，而自己的妹妹不信主，被害后还要下地狱，这不公平。

我2018年暑假的时候去耶路撒冷上一门暑期课程。在此期间，我其实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从锡安山上寄出一封祈求受害者家属原谅的信。

信寄出了，但石沉大海；我在今年春节前也寄出了一些年货，但也被退回来了。在惠顿的一位宣教士对我说：这样的伤害痊愈，可能要等候五年的时间。我相信神有自己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等候。

第三个故事

一段经文：耶稣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记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2019年6月的时候，我们从美国回到北京；此前在4月份就知道了张扣扣的案件。大家应该也知道，张扣扣因为替母亲报仇杀死了三个人。

那个时候我其实就有感动，希望回来之后能够为他做些什么。但是6月份回来之后，忙东忙西就把这件事忘记了。

直到7月份的时候，我看到江东兴弟兄的一篇文章，知道张扣扣已经在7月17号被执行死刑。江弟兄在文章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有人在他生命最后一刻，给他带来救赎的盼望？这让我感到很扎心。

因为我忘记了一件事情，于是就和几个同行的弟兄姐妹为类似的事祷告。所关注的第一个案件就是王占领的案件。他是快递小哥，入室抢劫杀害了两个女子。因为他被抓捕的时候，天空有一道彩虹，于是网上就把这次抓捕称作“彩虹抓捕”。我尝试着联系一审律师、司法局、法院，都没有办法接触到他的近亲，也不能够见到他。

因此我当时心情非常低落：主已经呼召了，但为什么没有给我开门？直到2020年的1月份，通过一个间接的渠道，另一个杀医案的凶手的姐姐联系到我。那个案件进展很快，只有20天的时间，一审就判决死刑立即执行。那时他的姐姐很犹豫，不知道是否要请律师为他辩护，因为担心再次引起媒体的关注。在媒体报道的漩涡当中，二审结果也很快就出来了，是维持原判。那时疫情已经爆发了，各个媒体上都看到在一线牺牲和付出的医护人员。说实话，我当时对于这个杀人犯似乎缺乏怜悯，没有传福音给他的心；所以我非常感谢几位与我一同祷告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让我仍然能够看见那位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的神。

因为疫情，很多事情都改变了；原来与犯人会见不需要最高院的同意，但是因为疫情需要了；原来直接去会见就行，现在看守所要求必须要穿戴齐整，有护目镜、防护服、手套、脚套、口罩全部装备。感谢主的是，我们顺利取得了最高院的一个批准，而且在那样一个花钱都买不到护目镜、防护服的时候，有姐妹从其他地方寄来了物资。我们就到了看守所；但那时我其实非常软弱，很难想象自己要怎样在穿戴这么多东西的情况下告诉对方爱的信息。

但是管教一看就说：“你戴着口罩就好了，但会见时间只有20分钟。”我当时头就嗡了一下，因为之前在北京看守所与犯人会见至少要一个小时，20分钟连建立起最基本的信任可能都不够；而且他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已经在1月6号病逝了，我还需要用一些时间去安慰他。

我也意识到这可能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于是我非常想经历一个奇迹，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让他能够认罪悔改、做决志祷告。但实际情况与我所希望的南辕北辙；当我催促他认罪悔改时，却把他推得离神更远了；他全程几乎都在倾诉自己的愤怒——对首诊医生的愤怒、对医疗机构的愤怒、对公检法机关的愤怒、对社会的愤怒…但是当我拿出他姐姐手写的一封信时，他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我告诉他：“你姐姐现在还在外面等着”，他就说：“我在这世上，最在乎的就是姐姐了。”

我离开之后内心非常自责，因为我如果对他有更多同情与怜悯，而不是例行公事，督促他认罪悔改、做决志祷告，以便我可以对外宣传又结了一个果子，就不会把他推得离神更远。或许也是出于这样一个自责，我很积极地希望能够推进第二次会见，但是因为疫情一直不被批准；于是我去买了件衬衫，和妻子一起绣上十字架。我希望能够把衬衫送进去，或许神能够通过这个符号让他明白。

但是受疫情影响，衣服没有能够送进去，但他的姐姐信主了。在清明节的前一天，她接到通知，要跟他的弟弟在看守所会见。我们几位弟兄姐妹一起为他祷告，我也跟他的姐姐讲了路加福音23章与耶稣同钉的犯人的故事；这位姐姐也预备好了带领弟弟做决志祷告，并将这件衬衫送给他的弟弟。或许是出于怜悯，执行人员允许这个死刑犯在最后的时刻将这件有十字架标识的衣服穿在身上，让它陪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途。

我们在外面等了很久。姐姐哭着出来了，说他弟弟不愿见她，因为不愿意让他姐姐看见他临刑前被剃光头的样子，让她伤心。衣服也没能够送进去。第二天是国家哀悼日，为了纪念那些在疫情当中牺牲的医护人员以及离世的百姓；我想他的死或许也能够给医护人员带来一些安慰。但是我希望看到，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用这样极端的方式安慰受害者。

有一个医生团契的弟兄告诉我说，他们已经将一本《圣经》送给了受害医生的母亲，也转给母亲一句话：“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求主让这位母亲能够像那位农民父亲一样，在神的话语当中找到安慰。

我来分享一下自己这一周以来一个反省。因为我相信是神的预备，让我借着今天的分享，在自己的内心当中看到伪善与虚荣。

在周五的时候王林牧师邀请我做这样一个分享，同一天的下午，我的母亲打电话告诉我说，我的老舅在5月2号因为心梗而去世了。过去的十几年间，他一直都在照顾我有精神障碍的老姨。当我母亲说她希望能够承担起监护老姨的责任的时候，因为她已经80岁了，我就想着这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会落在自己的肩头，所以内心非常挣扎。

我相信也不是出于巧合，在上个周日，我正好讲到了《路德记》的第四章。我之前一直都以为路得记第四章中至近的亲属–那个没有名字，不被神记念的人是别人，当时却发现恰恰是我自己：我想在爱上面计算得失。因为我如果不服事死刑犯的话，他们很快就会被处决，所以在服侍他们的过程当中还有他人的关注。

但在没有人关注的情况下，我是否还愿意付上代价，去爱自己身边的人？在《悲惨世界》中，雨果通过主教米里哀说，永远不要害怕盗贼和杀人犯，这些都是身外的小危险而已。我们要害怕的应该是自己，因为真正的危险都是藏在我们自己心里。我们不必去担心什么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而应该想着什么东西会威胁我们的灵魂，我想那威胁着我的灵魂的，就是心中追求自我荣耀的虚伪。求主怜悯、求主原谅。

我给一个与这一事工相关的群起名叫做“和平路上”，是因为卢云神父同名的一本书。这本书是很多年前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基督徒法律人曹世弟兄送给我的。如果曹世弟兄在听的话，我要在此向您真诚地致谢；另外，如果下次送的话，要送原版的。卢云在书中说，只要仍然有陌生人，只要仍然有饥饿、赤身和患病的人，只要仍然有囚犯、难民和奴隶，只要仍然有人在身体上、精神上和情绪上有残障，只要仍然有人失业、无家可归或没有土地，这个从审判宝座上发出的问题仍然会挥之不去：“你在我这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做了什么？”

我想，神呼召我们去关注不同的社会边缘群体，包括昨天宋运全弟兄分享的留守儿童；但是我们在服事这些边缘群体的时候，会有孤单、艰难，不被人关注。去年年底我在新加坡见到了Jerry姐妹，她是在新加坡的Good Shepherd（好牧人）机构工作。他们相信一个灵魂的价值，远胜过一个世界。她自己默默地在新加坡樟宜监狱服侍死刑犯35年，我对她说：“你看起来很像德兰修女”，她笑着回答说：“她比我圣洁多了，我有自己的黑暗时刻。”我接着问：“你是怎样能够做这样的事工，默默地做了35年？”她说：“因为这是我的呼召。”

最后我以路加福音一章78-79节结束分享：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