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无为在歧路，儿女共霑巾”：“复兴”所遮掩的羁旅殊途
“羁旅者”(Homo Viator)是一个古老的文学意象；在古典文学中它可以一直上溯到古希腊英雄奥德修斯艰难的返乡之旅。圣经之中，从旧约律法中的告诫(利25:23)，到诗篇中的呼求(诗39:12)，到新约福音书中降临尘世、反主为客的圣言(太25:35)，再到身在异乡、心向永恒的信众(彼前2:11，约三1:5)，这一意象同样熠熠生辉。奥古斯丁与大贵格利均曾使用路旁旅店的意象劝勉听众不要沉溺此世，而应心系他乡31；后世的但丁更是在《神曲》之中以“羁旅者”的身份遍览地府天庭，让这一经典意象抵达了前人不曾触及的高度。
以此反观“亚斯伯里复兴”，我们或许可以从另一个层面理解为何许多外地人会争相涌向Wilmore镇—这也许是对“羁旅者”这一概念的身体力行：既然自己在终末意义上本不属于平时生活所处之地，那就处处可以为家(ubi bene, ibi patria)；一场朝圣，哪怕只是单纯的凑热闹或是旅行又有何不可呢？
然而，在亚斯伯里的短暂欢聚难以在萍水相逢而终将散去的众人之间建立起稳定的“同路人”(σύνοδος)关系；而这其实相当大程度上是“羁旅之人”的迫切需要，也应被作为教会与灵修生活的重心之一。正是基于相似的考量，作为西方修院准则之一的《本笃会规》才鼓励团体隐修，而极力贬斥四处游荡的“漂泊隐修士”(gyrovagi)。以笔者的了解，现今新教的“小组团契”模式最初正是源自复兴运动传统6—若是扎根稳定、发展良好，小组聚会理应能缓和伴随着“羁旅者”身份的焦虑与孤独感，而不是使之愈发深沉。
除此以外，笔者对亚斯伯里复兴，以及整个复兴运动传统的另一隐忧在于其更多时候只能提供短暂的情感兴奋，而缺乏对信众—尤其初信者—认信与智识的长期栽培；而后者才是太28:19“大使命”在句法上的核心要求。19世纪美国第二次大觉醒期间的复兴主义布道家Charles G. Finney也表达过类似的忧思30。笔者本人在慕道与初信时受益于数位前辈一对一、亦师亦友的沟通与交谈；回顾古代与中古教会史，我们能看到更多前人以身作则教导后人的范例：使徒约翰之于坡旅甲；安波罗修、莫妮卡之于奥古斯丁；大阿尔伯特之于托马斯·阿奎那… 笔者并不从根本上排斥复兴运动的大会模式；但对许多人而言，或许“小而精”的、摒除了“当下性”局限的沟通与交流会起到更加深远与持久的影响。从实际环境出发，在隐蔽之处的默默耕作相较依赖于公开“神圣场域”的大张旗鼓，也更适用于逼迫横行的环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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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欲辩已忘言”：“复兴”的字义辨析
二、“鸿雁长飞光不度”：“复兴”的时空之限
三、“永结无情游”：“复兴”背后的人论变迁
四、“无为在歧路，儿女共霑巾”：“复兴”所遮掩的羁旅殊途
反思与后记
31Ladner, G. B. (1967). Homo viator: Mediaeval ideas on alienation and order. Speculum, 42(2), 233-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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