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达克的社会学分析说起|杨凤岗

从斯达克的社会学分析说起–杨凤岗

非常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今天参加的可能很多人都有在外边留学的经历，所以现在你们是战斗在第一线。能够有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高兴。我收到的建议的题目是讲一下Stark，翻译成斯塔克或者斯达克，他的新翻译成中文的著作当中涉及到了瘟疫与教会早期的发展。
杨老师

1 研究方向

Rodney Stark有一个自己的网站，网址如下：http://www.rodneystark.com/

Stark是1934年出生，今年应该是85岁了，很快要86岁，年事已高。他曾经在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很多年，后来就搬到了南方，去了New Mexico。

从2004年开始在贝勒大学，做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social science，就是社会科学杰出教授。以前他做社会学教授做了很多年，但是在他的社会学的研究当中，后来就采纳了一些经济学的东西。

再后来他就做了一系列历史性的研究，现在有些人就开始称他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用经济学的东西，又做历史学的研究，所以贝勒大学给他的title是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social science。

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其实是彼此相通的，彼此相通当中比较重要的就是社会科学的进度相通。这个相通就在于是用实证的研究方法，用系统收集的实证数据，对这些系统地收集的实证数据进行客观的分析，不采纳神学的立场或者哲学的立场。所以是用这样一套进路重新来审视历史的一些特别的现象，从而做出一些新的解释来。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不同的进路。

我相信读神学的人很多都已经读过教会史，从纯历史的角度，或者说神学性的解释共通比较多见的。但是用这种社会科学的一些概念以及数据来对于历史重新审视，在这方面Stark可以说是做的最多的、最精彩的。

2 过往著作

Stark已经出版了很多书，大概40多本，他出书的速度超过了我阅读的速度。后来这几年是每年都会有书出现，有的时候一年会出版两本书，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实在赶不上。而且在美国社会学界，或者说宗教社会学届、宗教历史学界有几个类似的学者，每年会出版一本书。这几个都是大牌学者，他们每一本书都相当重要。但是他的研究当中有的书比其他的书要更重要一些。

我这里特别标注出来一些，像最初得奖的一本书1985年出的，《宗教的未来》，讲世俗化和新兴宗教的一些情况。后来一本得奖的书是1992年出版的The Churching of America（《美国走进教会》），也是非常重要。1996年出版的《基督教的兴起》，在当时引起非常大的轰动，因为他这个书甚至于在历史学圈子里获得赞誉。

2000年出版《信仰的法则》，Acts of Faith。再后来这些年他出了很多书，其中2005年的《基督教在近现代的发展》，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非常好。再后来就是2011年出版了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我想选择这本书比较重要的原因是我翻译了其中的一本书，可能我是第一个将斯达克的书翻译为中文的人。

2000年出的Acts of Faith，于200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这本书和瘟疫是有关系的。

大家还记得SARS是2003年，我从2000年夏天开始每年都会去中国做研究、开讲座，进行学术交流。2003年的时候，我们本来筹划了一个大的暑期培训班，因为SARS就不能开这个会了，我就用那个夏天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2004年出版。其实我从1989年到美国，后来开始读博士，第一次回中国是1994年。

1994年回中国人民大学教了一个学期的书，那个时候我介绍了《宗教的未来》。这本书在当时的学术界影响很大，出版以后就已经被很多学校作为教科书来采用，是宗教社会学的经典之作。2006年的时候翻译成中文出版。所以我最初介绍他是从1994年开始介绍，2000年他的新书出来以后，我就立刻到中国去很多大学演讲。非常好的是有这个机会能够在2004年的时候就出版了译本。

前面这两个，《宗教的未来》和《信仰的法则》都是比较当代比较宗教社会学的著作，论述了一些经典课题、经典话题。后来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他就开始做一些历史学的研究。在历史学的研究当中，除了《美国走进教会》，是从美国殖民地时期一直讲到1980年代的宗教的变迁，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作出新的解释，当时一出来就引起很大的轰动。他后来就开始做系统的历史学的研究。《基督教的兴起》这本书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从1996年出版，一直到2005年的时候由黄剑波和高民贵翻译为中文译本。

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翻译成了《社会学家笔下的基督教史》，这么翻译不会太敏感。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早期教会当中的一些情形，《基督教兴起》那本书更好更细致，而新的这本书《社会学家笔下的基督教史》，这个就有点浓缩，是从基督教诞生之前的社会状况、宗教情形，一直讲到当代、讲到美国，先后2000年，所以处理起来内容薄了很多。你可以说它是一个集大成之作，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对于每一个的论述都不够深刻，很多都只好一笔带过。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建议还是去找2005年出版的这本书，叫《基督教的兴起》。当初看了他英文版以后，对于我做中国当代基督教的发展研究有非常大的启发。

这是关于斯达克的一个概括性的介绍，那么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话题。从两场瘟疫来看基督教的崛起，在这点上斯达克有什么独特的见解。

瘟疫与教会早期发展

1 迦林瘟疫与西普里安瘟疫

关于这两场瘟疫，其中一场是在第二世纪中期的Plague of Galen （迦林瘟疫）。这场瘟疫从爆发到结束前后持续了15年，当时的罗马皇帝也死于瘟疫。当时的人当然不知道微生物、病毒这些概念，根据当时的一些描述记载，现在的人推测是天花或者麻疹。对于当时的情况也有很多不同的描述，斯达克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找出最比较令人信服的一些历史记载。根据他的判断，至少当时罗马帝国的7%-10%的人口死于瘟疫，甚至最高可能达到1/3。

帝国的1/3的人口死于这场瘟疫，这样算起来的话，当时可能就有500万人死了。

所以那种震撼力你可以想象一下。在60万人的一个帝国。幅员很辽阔，但是人们很多都是聚居。城市或者城市周边是人们居住的地方，这些地方会有近1/3的人，在15年之内死于同样的疾病，经历过武汉疫情，或者没有经历但是天天看到武汉疫情时感受到的那种震撼力，甚至于比这个还要更严重。

第二场重要的瘟疫，根据这个书的翻译是叫西普里安瘟疫。西普里安是迦太基的主教，他对于这场瘟疫有很多描述，所以他的名字和这场瘟疫也就联系起来。根据描述这次瘟疫有可能是天花，有可能是麻疹，也是先后持续了10多年。描述第二场瘟疫的时候，斯达克的书里边引用比较多，引用了西普里安和另外一个亚历山大的主教狄奥尼修斯。因为对于当时基督徒如何回应这场瘟疫，如何解释这场瘟疫，以及对于瘟疫本身的描写，他们讲了很多，而被引用的也比较多。

这里特别值得讲的是西普里安主教。他是德尔图良的门生。德尔图良也是迦太基的主教，是对三位一体和基督神人二性论述比较早，比较系统确立神学论述的人。西普里安是他的学生，成年以后归信基督教，不久就进入到教会侍奉，做deacon，做priest，后来又被推举为主教，算是年轻主教。

但是在当时，因为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逼迫是一波一波的，在他任主教先后也有逼迫临到迦太基这个地方，教会当时其实是相当分裂的，有一派是比较随从罗马帝国，要像拜神一样拜皇帝，有一些基督徒就跟着去拜了，有一些基督徒拒绝去拜，这至少分成了两派，于是在当时的迦太基甚至出现了两个主教。

根据介绍，西普里安其实神学贡献不是很多，因为他并不善于那些思辨。但是他对于主教制的建立进行了很多的论述，在制度建构上对于后来有非常大的影响，他也比较系统地论述主教制的重要性，就是说为什么主教制是符合圣经的，是有道统有法统的，是从彼得、从十二使徒直接传下来按手的，这才是主教。他可能最早确立了教会之外无拯救，所以他非常强调作为教会群体的一个成员的重要性，而主教的权力又非常大。在一个教区里，主教的权力非常大。还有一点，他其实并不赞成教皇制、教宗制，虽然他也认为罗马主教比别的人应该更受敬重，因为确实是彼得传承，但是他认为教会的决策应该是由主教联盟来做出，而不是教皇一人做决策。在这个点上我觉得很重要，一会儿我还会再讲到这一点。我认为在面对瘟疫的时候，不仅是神学上的挑战，不仅是社会服务上的挑战，同时也是制度上的挑战，如何在制度上走出一条道来，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特别是对牧者而言。

2 教会早期发展

(1) 慈善行为

在瘟疫高峰期间，我看到在武汉发生的一些事情。通过网络、自媒体发布的照片和视频镜头，能够想象在瘟疫来的时候，特别是当年你不知道怎么去避免、不知道为什么人就会被传染上的时候，就会感到措手不及，无能为力。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特别是在对于微生物没有任何认识的时候，所能想到的就是尽量远离已经被感染的人。所以在瘟疫高峰期间，当时的人往往会把患者弃之不顾，就是说一旦谁得了病，别人都远离他，甚至把一些还没有死、将要死的人直接推到路边去。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觉得有可能和瘟疫切断关系。

我看到网上有人一旦知道谁家有了被感染的人就给他用铁索给封起来，不让他家的人出门。当然这种现象肯定是个别现象，不是普遍现象。但从这种现象就能够想象，第二世纪瘟疫发生时那种情形。人们在绝望当中，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只能用尽量避免来对待，可是又避免不了。瘟疫它仍然在传播，而且一传播就是15年的时间。

正是在那个期间，基督徒领袖与异教徒在这点上表现出极大的不同。

第三世纪遇到这种瘟疫时，他们讲的是我们不能够把被感染的弟兄姐妹弃之不顾，而是要爱他们，要不离不弃。不仅如此，不仅基督徒要彼此照顾，而且对于非基督徒，不信上帝的那些人也要给予照顾，爱邻舍在这个时候要表现出来。在这方面基督教有圣经的根据，耶稣亲自的教导。正是这种不离不弃的彼此相爱和对于邻舍的爱，造成了死亡率的不同，或者存活率的不同。

从这次新冠病毒也可以了解到，真正感染了就死的，还是相对少的一个比例。比例究竟是多少很难说。从美国这边看，确诊病例和死亡差不多5-7%，特别高发地区可能能够达到10%。首先，不是所有人都感染，有些人真的就不被感染。另外是感染的人，90%以上的人都可以渡过难关。这是说在现在这种医学情况下，在对微生物有了解的情况下。但在当时不了解这些情况，如果只是把被感染的人弃之不顾，死亡率当然就会大大提高。

正是基督徒对于病人的照看，这些照看真的不需要什么医药，那时候也没有特效药，只要给他维持生命，给他水，给他食物，很多就可以活过来。其实到现在仍然有让人弄不明白情况，为什么有的人感染了或者有了抗体，可是却没有发病，也就是没有任何症状的被感染者。这种照顾提高了基督徒的存活率，而且那些非基督徒邻居的存活率也提高了。跟没有基督徒所在的那些城市相比较，可以很明显看出来。

另外，虽然在照料病人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被感染，甚至于献出生命。可是在这点上基督教有不同的认识，是当初其他宗教所不具备的。基督徒相信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已经获得了永生。而且要看你为了什么死？死可能意义很大。如果是为主、为邻舍献身，会相信说这种死是值得的，是会受到奖赏的。

自然危机引发信仰危机，旧的宗教不能回答为什么瘟疫会发生？我做什么的意义是什么？而正是在这些地方，基督教鉴于从旧约到新约以及多年受逼迫的经历，都已经有了相应的神学解释，可以回答人们的疑问。

现在看结果是由于基督徒的高存活率，被照顾的非基督徒因为受到感化、感动也就相应地会归信基督教。就是说这两者，一个是基督徒在瘟疫一场过后，与非基督徒相比较，即使是没有新的人增加，基督徒在人口当中的比例也会提高，因为非基督徒的死亡率高了。第二个是被照看的非基督徒归信基督教，所以基督徒又增加了。或者虽然可能自己也没被感染，也没有被照顾，但是看到基督徒所做的，看到这些被照顾的非基督徒的情形，这些见证又吸引了另外一些人归信。

这几个方面加在一起就使得每一次瘟疫之后，基督徒在帝国人口中的比例明显提高。这些是有一些历史的记载，甚至这里还引用了罗马皇帝朱利安在复兴传统宗教的过程当中，他主张要像基督徒学习他们怎么开展慈善活动，要在竞争当中胜过基督徒。这至少表明他已经对基督徒在瘟疫来临的时候表现出的美德是承认的，他也不得不承认。

当然瘟疫其实只是其中一部分，在第二世纪的中期和第三世纪的中期，这两场大的瘟疫都使得基督徒在人口中的比例有明显的提高。也不仅是瘟疫，瘟疫是突如其来的，而且在那个时候是看上去无法解释的。10年后、12年、15年后突然就停止了。

但是基督教的增长，其实这本书和新的书都讲到，从耶稣传道或者说耶稣升天以后，在公元40年的时候有多少个基督徒。从公元40年到公元300年、到公元350年，这些年基督徒人数在各地增长的情况是怎么样。有哪些社会因素可以解释这种增长。神学的解释往往是因为神迹不断，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超自然的现象，使得基督教克服了天然的、自然的和人为的重重障碍。但是社会学的进路就是不愿意停留在这样子的解释，而是要提出一些有实证根据的、系统分析的、不是以信仰为前提的，而是客观地看，哪些因素使得基督徒的人数的增长可以这样持续不断。

（2）社会纽带

所以在自然灾难之外，是有这样子几点，属于斯达克比较独特的贡献。一个是研究人们为什么改变宗教。其实这是斯达克在出山的时候，就很有影响的一个研究论文，研究人们为什么归信新兴宗教。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在宗教传播过程当中，社会纽带是非常重要的。神学不是不重要，但是他说真正更起作用的是社会纽带。当一些人过去的社会纽带削弱了，跟信徒的纽带加强了。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新的纽带超过了旧的纽带，人们就会决定加入新的宗教。

这是社会学的基本观点，就是说宗教传播是靠人传人。在这点上，属于像传染病。你得靠人传给别的人，靠读书、靠纯粹的思辨就改变信仰，在观察来看，当代基本上很少有人是因为内心先改变，再决定加入到一个新的宗教里。不是说没有，但是大部分人之所以改变宗教信仰，是因为受了信徒的影响。信任这些信徒，他才加入到新的宗教当中来。

所以斯达克多次说，布道家的作用是什么？

布道家并不是说一场讲道就让很多人决志信主。实际上每一次布道会是加强了信徒之间的社会纽带，而通过这样的机会，又使得信徒和非信徒的纽带强化了，是通过这样的社会纽带才使得人们归属到宗教群体当中。所以社会纽带这是个社会学概念。

（3）社会资本

研究发现人们改变宗教的时候，往往是找和自己以前的宗教信仰最接近的宗教。因为他也写过专门的着作论述摩门教，说美国人为什么改信摩门教比改信印度教容易，因为关于圣经旧约新约的知识，在摩门教里仍然有用。但是如果改信到印度教，那么你的基督教知识基本上没用了。这就是说你原来的投资，原来的宗教资本，所积累的知识、经验、处事方式、仪式这些，如果统统都放弃，相比较而言，会更偏向于可以保留其中的大部分，只是在某些方面做一些增加或做一些改变。这是一种社会学的规律，人们往往愿意改信能够保留原来宗教资本的宗教。所以摩门教比印度教对美国人的吸引力更大，让美国人成批的归信印度教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很多人归信摩门教却是实际在发生的。摩门教很多年新归信的人数增长是非常快的，斯达克是做过很系统的研究的，而解释就是宗教资本。

不仅是他，其他的宗教社会学家，同样进行各种分析，都发现是这种情况。就是说，基督新教不同教派之间互相改变宗派，这种发生的频率要高于在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之间互换的频率。而在基督新教里，这种比较接近的宗派互换的频率要高于差别比较大的。比如说圣公会的和浸信会的换起来，宗教资本就会损失很多。如果是从浸信会改到长老会，或者长老会改到浸信会，相对来说你损失不多。但是圣公会如果改浸信会，那损失大了。所有的那些仪式的东西， prayer book那些统统都没什么用了。大部分人在改变宗教信仰的时候，他都要尽量保持固有的宗教资本。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耶稣的这些追随者决定说我们和犹太教一刀两断，不要旧约了，很多犹太人就不会归信基督教。

所以可以看到新约里很强调我们是一脉相承的，你旧约的那些知识都是很有用的，这里因为有新的亮光让你看到旧约当中所表达的那些预言其实都指向了耶稣，这样子让很多有犹太教知识的人觉得我并没有放弃我原来的东西，我只是有了新的解释新的亮光。

按照他在这里追溯很多，当然都是去亚细亚、欧洲和北非这些大的城市。在那个地方，都已经有犹太人聚居。保罗到各地去也是去犹太会堂去传讲，虽然经常是被赶出来，但是他先到这些地方。后来该怎么解释说吸引一些非犹太人，斯达克的解释也是很有意思。他说你要想一想，其实在非犹太人当中，它也让你尽量保持原来的宗教资本。其实基督教和犹太教相比，所做的那些调整，正是为了适应那些非犹太教背景的人。

他最近的这本书，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里边有特别讲到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基督教兴起先后，在希腊和罗马特别是罗马受东方宗教的影响。这种东方不是远东，都是近东，就是希腊和埃及，针对罗马来说的东方。犹太教是属于中东，又稍微远了一步。从近东传过来，从埃及传过来，从希腊，当然还有稍微远一点，从波斯传过来，还有从埃及传过来的关于生育的女神Isis。他讲了那么三四种，他说其实是在罗马帝国多神情况下，这几个宗教其实在凸显一神教。比如说你要信我这一个神，其他的就都不用了。我觉得可以比喻成，如果你拜妈祖天后，如果你真诚地拜，你就不需要其他的那些神了。

而且那个时候，军人当中特别传播着一种宗教，不知道中文是怎么翻译，那个教就是说他不仅是说拜一神，而且实行秘密会员制。会员每个星期都会有聚会。这和罗马当初的传统宗教是很不一样的。罗马传统宗教不需要这种，堂会制不是会员制，你有需要的时候到神庙里去拜，不需要的时候你不需要去。随着这几种比较强调独一神或者至高神的这种宗教在罗马帝国境内传播，等于是预备了人心。当这样的人接触到基督教的时候，他就会比较容易接受。而纯粹的本地的罗马的多神教，山川河流都是神的那种很难。对于他们来说，他会牺牲很多宗教资本，才能够进入到基督教里。但是对于这种相信Isis，相信至高神、独一神的群体，他们相对容易改变。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宗教社会学的命题。

（4）传播途径

基督教传播主要是向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由于罗马帝国的扩展，很多地方都会修罗马大道，所以交通便利。其实这一点斯达克讲的比较多的是犹太移民和城市生活，还没太讲交通这方面，但是交通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如果不是有当初的罗马大道，基督教的传播也不会那么快。

所以斯达克从60年代到现在一直在强调，神学不是不重要，但在归信问题上，人们往往是在还没有完全信的时候就已经加入新的宗教了，是因为对人的信任。只有信了以后才接受神学教导。

（5）妇女地位

另外一点，基督教当初比周边其他宗教给妇女更高的地位，更加地平等，结果就使得基督徒当中的女性比例非常高。他用了一个概念叫初始归信，我没看中文是他们怎么翻的，我把这个词叫初始归信和随带归信或二级归信。

初始归信就是你自己决定加入到新的宗教里了，而二级归信是说因为家人信了。先生信了太太跟着信，或者太太信了先生跟着信，这都叫二级归信，或者子女归信。这都是习得的，学习来的，跟着可信的人相信了宗教。正是因为当初基督徒当中女性比例比较高，跨宗教的婚姻又相当普遍，所以就导致很多不信的丈夫加入到基督教里来了，因为信任他们的太太。而他们生的子女当然也更多的是接受基督教的教育。

（6）男女比例

然后还有涉及到男婴女婴比例，因为在当初罗马帝国有杀女婴的现象，有堕胎的现象，而基督教对这个是反对的，造成的结果就是基督徒的子女当中性别比例是比较平衡的。而在罗马帝国其他人当中，男女性别比例非常不平衡，有的达到100个男婴对130个女婴。我现在有一个博士生在做这个方面的研究，在中国的一些地方，男婴女婴的比例也是100:130，甚至于有个别地方100:140。堕胎和弃婴、杀婴导致了女婴比较少，当初罗马帝国也是这个样子。

（7）团契聚会

最后一点是基督教堂会的组织形式是和其他的宗教不一样的。其他宗教是无事不进庙，而基督教有定期的固定的聚会，是爱的团契，是信仰的共同体。

总结起来就是说，社会学发现当初即使是不用神迹的解释，单纯从这些社会因素上也可以看到，在信仰和世界上，当基督教可以对接犹太教，对接希腊文化，对接罗马社会，这几个方面合在一起，就使得基督教的增长是持续的。然后他根据各种记载，说到什么时候，大概有多少基督徒。从公元40年开始，假定当时只有1000个信徒，那么10年以后增加了400个，非常缓慢。再过50年增加到7000多，总之是很缓慢的。到200年的时候有21万7千多。公元300年的时候就会达到600万以上。他当时用的计算是说每10年增加40%，新的书当中他换了一个算法，就是说每年增长率3.4%。就是这么一个低速度，从公元40年有1000个信徒开始，到公元300年的时候，超过帝国人口的10%成为基督徒。而且再过50年，大部分罗马居民是基督徒，超过一半。这个是和历史记载相当一致的。新书他多次强调每年3.4%，跟很多地方的记载情况是相符的。

也就是说你都不需要借助于一下归信的那种神迹，而是就是普通人不断地传播，每年只需要100个人里增加3.4个人。大逼迫发生在303年到313年，那时候的基督徒人口已经是10%左右，有的地方可能低于这个数字，有的地方高于这个数字。到那个时候大逼迫已经没有用了，已经无法阻挡。可能百分之人口当中5-10%是关节点，只要过了这个关键点，就像过了这道门，就不可能再阻止基督教的增长。

3 现今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