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教会与社会责任|徐志秋

基要主义的矛尖之一是时代主义。在与现代派或者叫自由主义的张力的过程中，一个结果就是福音派在社会关怀方面大的撤退。第四点就讲大撤退。
到了John Gresham Machen以后，或者是E. J. Carnell之后，就产生了新福音运动(NewEvangelicalism)。这次新福音运动开始重拾社会关怀。事实上社会关怀在西方的福音教会里面已经产生很大的共鸣，具体的就是有很多的运动，待会儿我仔细跟大家分享。
但是在中国只是到了撤退那个环节，重拾的过程中国教会现在应该还没有接上，所以现在有一些的断裂，我们这次来分享。事实上在断裂之前，在晚清或者民国的时候，其实宣教士的社会关怀，尤其是像李提摩太、狄考文、丁韪良那些我们认为带一点自由现代派色彩的宣教士，他们在城市里面、在文化领域里面所做的工作。
事实上我们对戴德生和剑桥七杰那些保守主义的注重教会的宣教士，家庭教会比较熟悉。但是对在城市里面的以李提摩太为首的这些宣教士所做的社会贡献，我们有研究，但是我们总是感觉到有一些隔膜，今天我们也来重启讨论。不过大家肯定是不陌生，我想在座的在中国家庭教会的牧者里面，在海外留过学视野比较宽广的。
我想今天跟大家讲，其实是有一点像对着唱诗班讲道。其实大家在这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见地，而且都是善于思考的人。我还真的是抛砖引玉。

什么是福音教会

福音教会英文叫做Evangelicalism，实际上是不太容易定义的。福音派其实是一个超宗派的新教的基督徒群体，强调福音的核心是因耶稣基督而在恩典中称义。福音这个字εὐαγγέλιον，希腊文是κήρυγμα，这个κήρυγμα原来是在哥林多前书13章3-7节那个地方保罗有一个古老的认信：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地方，很早很早就形成了认信。这个认信其实就是福音派的一个核心，福音派的核心在历史上慢慢传承下来，一直保留着核心的基因，就是福音的基因。这个基因就是传扬这一个道，这个道使人能够得生命，使人发生整个生命本质变化的福音核心。

一般来说，福音派有一些基本的特征，就是相信圣经无误，接受初代教会的四大信条，包括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迦克敦信经、亚他那修信经等等。福音派也注重普世的宣教，强调神学为教会服务。所以近年来一直有这样一个回潮，意识到神学院跟教会之间有很多慢慢的脱节。西方的神学院其实一直有这样一个问题，很多神学院还是依托在教会的宗派里面，跟教会还是比较密切。但是有一些超宗派的神学院慢慢地跟教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远，导致的一些张力我们就不去谈了。福音派也注重个人的灵修，追求成圣、生命成熟等等，要有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这些都是福音派的特征。

英国的历史学家David Bebbington，他总结福音派有4个主要的特征，这4个特征是现代福音派学者定义福音派的时候经常用的四大标志。

1. 重生的经历
强调重生的经历（Conversionism），相信人需要经过生命的悔改、忏悔，需要因为听到福音信息整个生命产生大幅度的调整，这是福音派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2. 有见证信仰的实际行动
有见证信仰的实际行动（Activism ），是通过信仰的见证，通过个人布道，通过海外宣教，通过社会参与等形式彰显信仰，传扬福音。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要照亮周围的人，有社会的效应。

3. 以圣经作为信仰的圭臬
坚信圣经无误、圣经可靠，把圣经作为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权威。这里面其实圣经无误跟圣经可靠之间又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在中国教会的适用其实又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议题，我们就暂时不去讨论。

4. 十架中心主义
十架中心主义（Christocentrism），强调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生命季刊》所打出的旗帜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多年以来他们一直所坚持的口号。其实这个口号是福音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福音派相信耶稣的刑罚代赎性救赎，或者叫刑罚代替救赎，英文叫做penal 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也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永生的盼望。

这一些在我们看来都是顺理成章的信仰。但是在主流的自由派里面却并不是这样的。事实上我在学习的过程中间就碰到很多流派的教授，学问非常好，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派留下的自然主义的传统(naturalism)。事实上今天在北美很多神学院里面，依然有很多接受那一派的。

福音派有社会关怀的传统

从历史上来看，福音信仰跟社会一直存在着某种互动，福音存在着社会关怀的属性，具体的就是纽约的Roche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有一个学者，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社会福音神学》(Theology for the Social Gospel)。我们一听到社会福音神学，我们从家庭教会背景出来的弟兄姐妹脖子上的毫毛很快就竖起来了，因为这个是跟社会福音主义或者跟自由派联系得非常的密切，而且跟基督徒的社会主义( Christian Socialism)有很深的渊源，这些都是事实。我们会讲到这些怎么样通过三自进入中国教会，事实上现在在三自里面这种意识也慢慢地淡漠了

纯正的福音教会信仰，一直有社会关怀的传统，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初代的基督徒，这些护教者，他们为信仰辩护，他们认为基督徒应该是最有道德的、守法的、正直的社会公民。一个社会要正常的运转，必须要有信仰纯正的基督徒作为沉默的有信仰的道德的(silent majority)大多数来依托着社会。这个观念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观念，对一个社会正常的运转来说，包括社会转型过程中，不会出现极端的流血暴力，把人性里面的沉渣完全翻起的这一种社会变革。其实我们可能目前正在面临着这样一种危险，像我们纯正信仰的silent majority其实不是很多。

福音信仰或者基督信仰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明社会里面最长的世俗或者地上的国度，其实是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帝国完全是建立在基督教的教义和结构的基础上，尽管它有罗马帝国流传下来的一些科层结构结构，但是它整个的信仰其实是基督教，是东正教。拜占庭帝国从330年一直到1453年延续了1123年的繁荣，这个是人类历史上文明社会里面独一无二的仅有的一个现象。

我们一直讲要维稳，一个社会要有稳定，不要有战争，要有文明的延续，拜占庭其实是最好的例子。我们经常我们会把拜占庭帝国归入中世纪的黑暗的时期，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偏见。很多中世纪的学者也认为这是偏见，因为我们是从人文主义，从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光的角度出发。实际上这个光不是神圣之光，而是人性之光，人的理性之光。所以他把中世纪说得很黑暗，其实中世纪也不一定是那么黑暗的。拜占庭帝国事实上是基督信仰依托起来的，或者承载起来的超过1000年的繁荣。所以我们现在讲维稳，暴力维稳没有任何的作用，只有稳定的信仰结构所依托和承载起来的，这个社会才是真正的稳定的社会。

我们都知道加尔文在日内瓦的“神治社会”(theocracy)，在那个时候孕育了近代的资本主义以及后来很多的契约这些现代社会的文明的制度，都在日内瓦那边有所实践。当然，清教徒移民美国这些我们都不用太讲了，大家都很清楚五月花号怎么样到北美。福音派对美国当前的政治生态又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就是现代的美国的右翼福音信仰跟川普政府之间的结合，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目前来看，我是比较悲观，这种依附的密切的关系非常有可能产生悲剧性的结果，求主怜悯，不要往坏的方向发展。不过这个又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了。

基要主义

谈福音派在社会的参与一定要谈基要主义。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主要是兴起在20世纪上半期的美国，它的背景是传统的福音复兴主义(Revivalist Evangelicalism)。受现代主义(Liberalism Modern Theology)挑战节节败退，产生于为信仰为真理而征战的这样一种时代的背景，英文叫做militant，它有这种好战的、好斗的属性。我们是不是也发现我们现在很基要的一些信仰里面，事实上有这种好斗的属性还流传在那个地方。为真理而战是应该要有的，但是如果是过分敏感的好斗，不一定是福音里面本来有的，而是在特定的时代里面受伤形成的一种机制，其实我们是需要反思的。

基要主义的任务是不妥协地重申福音信仰的基本立场，同时又坚定不移地抵制现代自由主义的侵蚀，并且以击退现代主义或者自由主义为己任。基要主义，在信仰上采取保守主义的立场，在组织上其实采取分裂的倾向。在辩论的过程中呈现好战、激进这样的属性。基要主义是因为传统的福音信仰受到了挑战，在19世纪的美国，新教福音信仰在各个领域其实在那个时候都占主导地位。当时美国的Time Magazine，甚至是卡特总统把福音派放上了年代人物。有的时候年代人物不仅仅一个人，是一个群体，实际上在时代杂志上面有很多的反映。虽然在美国有宪法的第一修正案，美国不会设立国教，但是在美国的传统里面，新教的福音信仰一直是美国半官方的主流的宗教信仰。

我们也知道美国的总统迄今为止大概只有肯尼迪一位是天主教徒，其他所有的都是新教徒。当然现在的这位川大总统被一群福音派信徒围着，包括Rick Perry, Pompeo, Pence, Ted Cruz；这些都是很纯正的热心的主流的福音派的信徒。事实上有一些内部的消息流传出来，说是白宫里面每个星期都有查经班。川普事实上在大概在一年前左右做过决志的祷告，他跟福音派教会现在走得越来越近，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形。

我们可以看到，福音派在美国的政治里其实一直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然而从1890年代到1930年代这一段时期，美国的主流福音信仰在公共领域中经历了阵痛，甚至面临解体。世俗公众开始质疑福音信仰，现代派进来冲击信仰纯正的福音派。这里面包括科学主义对福音信仰形成的挑战。

1925年有一个猴子审判(monkey trial)，就是在Tennessee有位代课老师在课上讲了进化论，违反了Tennessee的法案，当地一些保守的福音派的信徒，就聘请了非常能辩的律师来指控这位代课老师，结果这位代课老师败诉。那时候已经有转播有直播，在整个过程中，这一位律师把基要主义反科学的属性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至于最后的结论是基要主义赢了案子，但是输了公众，输了舆论。因此这次诉讼之后，基要保守信仰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逐步降低，而现代主义和世俗化进步的思潮日趋泛滥。新教的主流教派，包括路德宗、长老宗、卫理公会等等这些教会人士逐渐回避福音信仰，与福音信仰划清界限。因为福音信仰坚持超自然的神迹和历史真实性，坚持圣经的无误性。这些在当时所谓的科学时代，现代主义的时代，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信仰原则，被认为是违背科学精神，与现代科学所信奉的自然主义背道而驰。在救恩论方面也是坚持这些最基本的信仰的基因。

这些其实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都是为真理而战的。但是在那个时候，信仰日益多元化，这一些听起来带着基要主义特征的信条听起来带着独断排它的立场，让福音派的很多朋友感到尴尬，逐渐保持距离。

在每一个时代其实都有一些所谓的文化精英主义对基督教持一种排斥的或者敌视轻视的态度。包括现代主义本身产生的施莱尔马赫的那个时候，他也主要是针对这一些所谓的文化精英(cultural elitist)和文化的瞧不起信仰的人(cultural despiser)，有进行护教而产生的施莱尔马赫的神学。

我们可以知道基要主义其实是我们的朋友，基要主义所捍卫的核心的教义，它的这些信仰的核心的基因，其实都是我们福音信仰现在所持守的。

时代主义
基要主义如果是一个矛的话，这个矛尖其实是时代主义。时代主义在基要主义跟自由派之间的张力中，它是起到前沿的一个冲突。基要主义跟时代主义之间的关系就是基要主义反击现代自由主义过程中所诉诸的一个理论武器，就是时代主义。

时代主义所注重的是圣经各个阶段的断层、不连续性，以及它秉承字面的解经原则。那么按照这个原则的话，上帝在以前的时代对以色列民所作的应许，必须得到字面上的应验，这就决定了时代主义在千禧年问题上采取的是前千禧年的立场。

前千禧年认为我们现今所处的是教会的恩典时代，其总体的趋向是逐渐趋于道德方面的败坏与信仰方面的悖逆。这种状况其实对应了20世纪初期甚嚣尘上的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所以时代主义成为对时代和社会走向的一个有效的解释，所以被保留在福音信仰里面。时代主义，尤其是前千禧年，它认为社会是越来越败坏，败坏到一个地步上帝直接地干涉，所以它对这个社会其实是抱着一种放弃的心态，认为社会是无可救药的，我们只是在里面抢救灵魂，在通往地狱的火车上面抢救灵魂，至于火车的状况，这个不在时代主义的考虑范围之内。也就是说，社会制度对人的影响或者是制度性的罪不在它的考虑范围之内，它所拯救的只是个体的灵魂，所以这个也是时代主义，基要主义对于社会关怀逐渐淡漠的原因。

福音派在社会上的大撤退

基要主义跟现代主义之间的张力的结果，导致福音派在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的一次大撤退。福音主义产生一种反智的倾向，对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没有太多的建树。在自然科学领域，福音派在许多问题上都有鲜明的立场，而且是以经文的知识作为最有力的依据。对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缺乏深入的探究。事实上，整个释经学系统里面也充满了很多浅尝辄止，存在很多的禁区不能够讨论，所以在思维方式方面，在创意方面就有很多的欠缺。在面对社会危机的时候，福音派应对的方式通常是发起一个运动，然后退回堡垒。实际上就是打一拳就退回来，发一个声音，造一个运动，但是不会说产生持续的后果，在失败的时候就退回自己的信仰堡垒里面，缺乏持续有效的对社会更新改变的力量。

福音主义的反智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社会效果。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学在建立之初都有教会的背景，但是受到基要主义的影响，信仰传统主动或被动地从大学撤离，把大学这个阵地主动地让给自由主义或者世俗主义。很多的神学院从大学独立出来，福音派设立独立的神学院，事实上是一种分离主义的倾向，从世俗里面分离出来。大学教习的福音派信徒所占的比例日益减少，持福音信仰的学者很难在高水平的世俗刊物上发表文章，福音派的声音逐渐在公共领域被边缘化，这就是一个大的撤退。

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这段时间，撤退其实是非常明显的。Mark Noll和George M. Marsden这两位很优秀的福音派的历史学家对此有很多论述。我记得陈佐人牧师翻译过Evangelicalism and Fundamentalism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论述。因为Mark Noll是历史学家，所以他的书里非常地细，保留了很多史料，那本书很值得一看。

福音信仰在主流社会里大倒退的现象，在新福音主义兴起之后有所改观，但是整体的形式依然不容乐观。

福音派重拾社会关怀

福音派在地方社会里慢慢重新拾起社会关怀，包括在20世纪的中期，福音派中有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正统信仰放弃社会关怀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所以他们在信仰立场上并不认同现代的自由主义，但他们主张社会关怀。他们认为社会关怀并非现代自由神学的独占的领域，纯正的福音信仰包含社会关怀的部分。他们认为Rauschenbusch的命题并不纯粹是自由神学的专利，他们主张正统信仰，重拾社会关怀。

这些New Evangelicalism主要的代表人物包括Boston Park Street教会的牧师 Harold Ockenga，是富勒神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他东西两边飞，结果没有办法兼顾，辞去富勒的院长后在Gordon-Conwell那边任教，到现在还有Ockenga Center。Charles Fuller是富勒神学院的创始人，他是持比较基要主义的信仰。他的儿子Daniel Fuller在Princeton学过一段时间，后来是到德国Tübingen那边，受自由主义影响比较深。他应该是在Botman那边学习过，所以他把自由主义的这些特点带回到富勒神学院，所以在富勒神学院到现在一直是在最前沿。富勒神学院有它的优势，关注社会最热门的话题，有创意，但是他也是踩在保守信仰跟自由主义的屋脊上，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就好像战场前沿非常危险的状态。

它的第二任院长Edward John Carnell，就是在自由主义跟保守主义之间的拉锯战里，他的精神产生非常大的压力，也就产生忧郁。所以他需要吃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够休息。结果有一次应该是安眠药过量，后来就被发现在死在一个hotel的地板上面。

Carnell是一个很优秀的学者，他是哈佛的PhD，是BU的Th.B，是双料的博士。由此可以看见基要主义跟自由派之间的当时的张力非常大，而Carnell恰好是在这种争论的漩涡里面，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处理这么大的张力，需要借助药物，所以很不幸的悲剧会发生。

New Evangelicalism也包括Billy Graham这些人，甚至John Stott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在里面。不过英国一直有自己的传统，圣公会一直不能够完全归在一类里面。New Evangelicalism主要的贡献是成立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机构，包括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Christianity Today杂志和Billy Graham的crusade。当时发出了有代表性的这样的声音，尤其是像Carl Henry，他写了一本很薄的一本书叫做《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他把自己也定Modern Fundamentalist。但是他认为他里面有很多的不安，这个不安就是基要主义或者福音主义纯正信仰对社会关怀的失落，所以他号召福音派信徒避免基要主义的分裂倾向，重拾社会关怀，更深更广地影响美国的社会和文化。

福音派在中国的大撤退

我们来看一下福音派在中国的大撤退。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在西方社会福音信仰怎么样在社会公共领域里面大撤退，这个撤退事实上影响到中国。春江水暖鸭先知，当时中国一些比较敏感的、敏锐的这些大城市已经感受到自由主义的侵蚀。像王明道、倪柝声其实都有所反应。

基要主义对中国教会的影响

基要主义对中国的非官方教会或者家庭教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王明道先生传进来的。王明道先生有一篇非常有名的宣言或者叫檄文，叫做《我们是为了信仰》。这篇檄文我们有的时候把它误解为是跟政府割裂，是在三自爱国运动中表明立场，好像是一篇政治意味很强的檄文。其实不然。

如果你仔细读这篇檄文的话，这是一篇界定神学立场的檄文，这是一篇抵制自由主义对正统信仰侵袭的檄文。你仔细再去读一下《我们是为了信仰》这篇文章，你会看到其实王明道主要的目的和争论的焦点在于捍卫基督信仰的纯正性。王明道认为，现代主义也就是他所称的不信派，反对的基要主义。王明道认为他自己就是基要主义，现代主义所代表的是进步思想，基要主义代表的是保守思想。王明道列出了这两派思想在基督教的教义所争执5个要点，其实这5个要点跟John Gresham Machen所提出的4个要点非常类似。王明道《我们是为了信仰》这一篇檄文所承袭和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创始人John Gresham Machen 1929年带一部分老师和学生从Princeton分出来，在Glenside成立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Machen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 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基督教和自由主义》）。这本书整个的论点就在书名里面， 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他认为Liberalism是跟Christianity相提并论的一个异教信仰，不是基督信仰，所以是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所以王明道采取的就是这个立场，他把自由主义称为“不信派”。“不信派”其实表达的是跟Machen同样的意思。

在《我们是为了信仰》这篇檄文里面有五大要点，在王明道文库的第9卷里面，这都是公开的文献，在王明道文库里去看一下就可以了。关于圣经本身基要派跟现代自由主义之间的一些分别。

第二个题目是Historicity of Jesus Historical。

第三个是赎罪的问题，Penal 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这个是基要主义的观点，而现代主义通常把耶稣只是作为一个道德楷模。我们都知道赵紫宸的耶稣论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思路。

第四点是复活的问题。

最后一点是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些都是信仰最核心的东西。

王明道反对现代自由主义以及他们的代表人物，王明道这里很清楚地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现代派的信仰，这就是现代派的真相。我称他们为不信派，是不是冤枉他们，是不是对不住他们呢？这个答案显然是，不是的。实际上，不信派是很合适的标签，正是揭露了他们的信仰的本质，就是他们没有信心。

我们也知道代表人物，包括前燕京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当时的上海青年协会书局所出版的关于基督教的书籍里面，绝大部分是现代派所写的。王明道的原文，说吴耀宗君也告诉我们说，现代派的健将是纽约协和神学院的富司迪(Harry Emerson Fosdick)。吴君又告诉我们说，富司迪的名字是中国人所熟悉的。他的几本名著已由青年协会书局翻译出版，有《完人的模范》、《信仰的意义》、《祈祷的意义》、《服务的意义》，和近年所出版的《明经指南》等等。也就是说 Fosdick是纽约一个教会，好像是Riverside Church的一个牧师。他在教会的讲台上公然挑战圣经的权威，公然否定圣经的权威，为现代自由神学张本，所以他是冲在最前面的自由主义的斗士，或者是现在自由神学的一个斗士。他的书在50年代初已经在中国广为流传了，所以当时中国面临很严峻的自由主义侵入中国教会的挑战。

自由主义进到中国或者是中国内部因为自由主义的挑战产生的基要主义的倾向，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张力原本会在中国的教会里面展开来，就像在美国展开来一样。1950年代、6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预期到的也是像美国社会一样，7成8成的教会都会被自由化，尤其是那些所谓社会精英，受过高等教育的这些基督徒都会受到自由派的影响。如果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也就是欧美现在的状况。社会主义改造把这个过程中断，回过头去看可能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中国没有经历这样一个自由化的过程，而是经历逼迫、苦难、地下孕育、被提炼，所以到了70年代末期开始大的爆发，有现在今天这样的复兴。

今天我们也同样面临另外一个情况，中国教会又要被挤压，又在张力中间被炼净，会不会有第二次的大的复兴，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大的课题，我相信我们中间已经有人在研究这个议题。

时代主义如何进入中国

福音派在中国的大撤退里面，时代主义是怎么进入中国的呢？时代主义其实是通过倪柝声传到中国的。倪柝声在年轻的时候，他有一年的时间因为生病不能做任何事情。他放下教会所有的服事专门读书，在那一年里面他读了达密John Darby很多的书，并且也把司可福函授圣经的课程翻译成中文，我们都知道时代主义(dispensationalism)最通俗的或者最广的读物就是司可福串珠圣经(Scofield Reference Bible)，他把那本教程翻译成的中文，由此可见倪柝声受时代主义的影响之深。

倪柝声在伦敦时和史百克有交往，史百克是时代主义运动的一个健将。他还同一时间拜访了伦敦的弟兄会，达秘是弟兄会的领袖人物。所以我们从他接触的背景里面可以看到，时代主义对倪柝声的影响非常深。

时代主义对倪柝声或者对中国教会产生很深影响的理论是什么？其实是倪柝声的三元人论，把人分成灵、魂、体。三元论对于信徒参与社会服务，发挥教会的光盐作用起到非常大的抑制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社会参与，无论是医疗、新闻、政治、文艺、创作，所有的这些东西在倪柝声的三元论里都被归入到魂的领域。也有一个很有趣的词叫做soulish，是属魂的东西。一旦是属魂的，就要把它破碎，灵才可以出来。所以三元论是，尤其是倪柝声的三元论有非常强的反智主义的倾向，所以这对中国老一辈那些受倪柝声影响的传道人的影响非常深。本土的传道人又受到老一辈传统人的影响，所以到现在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些意识。所以如果你要出去读神学，如果你要当律师，如果你要参与文学工作，拍电影，通常会被老一代的人认为这是不务正业。只有好好读圣经，只有不想世界上的事情，因为那些他们都认为是魂的事情。

但是纯正的信仰我们从William Wilberforce，或者从加尔文的日内瓦，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活泼的对社会的参与、对社会的责任。这个是时代主义通过倪柝声以及他的三元论在中国教会里面所产生的对社会参与的抑制和消极的层面。

被忽视的社会福音主义

事实上，社会福音主义也传到中国。这一支主要是通过19世纪20世纪的social gospel，是通过中国的三自爱国运动传到中国教会里面来的。纽约协和神学院是自由派神学院的重镇，美国的神学院第一个采取自由主义立场的，其实是纽约的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恰恰是协和神学院为中国民国时代的基督徒培养了很多知识分子，其中包括燕京大学教授里面有很多人毕业于协和，像徐宝谦、简又文、刘廷芳等等都毕业于协和。三自的发起人吴耀宗也是毕业于协和神学院，丁光训是协和的神学博士。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三自运动未必是对政权或者强权的一种妥协，而更多的是一种神学上、倾向上、神学立场上天然亲近Christian socialism和 socialist movement，社会主义运动或者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一种社会革命运动，跟社会福音主义两者之间在根上面，也就是Christian Marxism，Christian socialism在根上在很多问题上一致，是理念上真诚的结合，所以产生了三自，就承袭了自由主义很多的特征，社会福音关怀的很多的特点。

中国的家庭教会基于对现代自由神学的排斥，一方面我们对自由神学很反感，另一方面我们对三自爱国运动，也就是官方的三自教会很疏离，甚至有一些过激，由此产生对福音的社会性双重的隔膜。我们一听我们的毫毛就会竖起来是有原因的，其实背后有很多历史的原因在里面。再加上家庭教会长期处在地下状态，并不允许明确的社会关怀，因此形成今天与主流社会相互隔离的一种状态，这其实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我们其实注重的是戴德生或者注重教会、注重福音的那一支宣教士，跟中国家庭教会之间有天然的血缘关系。事实上清朝末年民国时代有另外一支宣教士，就是有一点自由主义倾向的，像李提摩太为代表的这一些在城市里面做社会关怀和文化更新的这一支的宣教士，我们对他们之间有一点隔膜。事实上他们在文化更新或者社会关怀的领域里面有非常卓越的成就，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些成就，是我们今天丢掉的，我们需要重新拾回来的。因为这些都是公共领域的资源。这些宣教士对医疗的贡献，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有很多人在研究，都是一些在维基百科上可以查的东西。

新闻媒体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新闻事业其实是由宣教士牵头开始的。甚至包括体育事业，其实也是由宣教士开始的。因为中国当时其实并不注重体育，一方面中国当时吸很多人吸食鸦片、裹小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体育。其实这些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体育也是宣教士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