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基督新教和天主教有什么区别？| 约书亚

1. 起源

天主教源于罗马教会，其历史可追溯到使徒彼得。早期教会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是耶路撒冷教会、安提阿教会、以弗所教会、亚历山大教会等。

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发布“米兰敕令”，使基督教合法化。393年，狄奥多西大帝发布萨洛尼卡敕令，以罗马公教为帝国国教。此后，因宗教和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罗马教会承担起众教会的领袖角色。受罗马文化的影响，天主教除了对希伯来文、希腊文、亚兰文的关注之外，还推崇拉丁文的使用（包括圣经拉丁文译本的权威性）。

基督新教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33年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按照大使命，基督信仰要从耶路撒冷起，传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从耶稣基督复活经62年耶稣的兄弟雅各殉道，再至70年耶路撒冷城的沦陷 [4]，耶路撒冷教会一直具有大公教会[5] 的领导地位。到了公元2世纪，在罗马帝国的逼迫下，公认的教会领袖出自耶城以外的各地教会[6]。

主教制度的形成也可以证明这一点。约公元110年，安提阿教会就已经有了主教（祁伯尔，21）。根据《教宗名录》[7] ，大约卒于76年，于《提摩太后书》4:21提到的利奴（Pope Linus），是在保罗和彼得殉道后，第一位被任命罗马主教。爱任纽也在其着作《反对异端》（Against Heresies. Book III, Chapter 3）中提及这事。

有相当长的时间，各城教会间彼此没有联络。公元200年后，为了对付诺斯底主义和孟他努主义，各教会才渐渐结合，形成一个整体；所有教会采用统一的信经、同样的新约正典、以及主教形态的教会管理模式。

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宣布“超大宗主教”（hypermetropolita）具有更高的荣誉地位，具体包括罗马、亚历山大和安提阿3个教区主教。当时的大公教会并非指罗马教会，而是指与异端分别的正统教会。

马丁·路德[8]等教改领袖，反对后来罗马天主教的教阶制度、赎罪券、因行为称义等错误教义，试图回归罗马天主教形成之前的教义。基督新教则对圣经文本原典中的希伯来文、亚兰文、希腊文比较看重；受教改影响，德文、法文也成为不少神学研究者的必修科目。

2.经典

基督新教的圣经包含66卷。天主教圣经有73卷，其中旧约部分增加了7卷经文，基督教新教认为是次经或旁经，分别是：《多比传》（Tobit）、《犹滴传》（Judith）、《马加比一书》（Maccabees I）、《马加比二书》（Maccabees II）、《所罗门智训》（The Wisdom of Solomon）、《便西拉智训》（The Wisdom of Jesus the Son of Sirach/Ecclesiasticus）[9]、《巴录书》（Baruch）。

这几卷次经原不存在于39卷希伯来原文圣经（即旧约）中，大部分只能在后来的希腊文“七十士译本”中找到。学者一般认为，这些次经是在犹太文士抄经时加入，或者是在译成希腊文的过程中被纳入典章。另外，从内容上而言，次经的不少教导与旧约的核心教导之间有不小的差异。就系统神学而言，次经在灵界论、伦理观等方面与圣经其余正典之间缺少连贯性和一致性。

基督新教在这个问题上秉持希伯来原文书卷为本的学术原则，反对把7卷次经列入正典，而是把这几卷书看为次经、旁经（从学术角度不否认其具有参考价值。编注）。

3.圣传

中世纪后期，“双重源头说”逐步成为天主教的共识。

天主教相信，上帝的启示是透过圣经和圣传两种方式传递给信徒；其中“圣传”没有通过圣经文本，而是在有形的教会生活中，通过口传把耶稣基督和使徒在地上的一些教导传了下来。后来“三重源头说”又高举了教会实践中新传统的价值。总而言之，无论是旧传统还是新传统，圣传作为基督教历史上的实践，在天主教中被视为具有与圣经同等的价值[10]。

基督教新教把圣经作为信仰的唯一的启示，一般新教教会都会以是否把圣经作为信仰的唯一基础当做区别正统信仰与非正统信仰的标准。例如：新教改革宗加尔文派就把“唯独圣经”作为5个唯独的重要基础。在美国福音派和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中，“承认圣经是信仰的唯一基础”是用于判断信仰是否为“自由派”的重要衡量因素。

基督新教承认并尊重传统在教会历史中的地位，但反对把传统置于与《圣经》同等的位置。

4.称义与得救

基督新教中，救恩的核心观点建基于奥古斯丁与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理论。一个人得蒙上帝拯救只取决于信心中的恩典，不在乎行为（参《以弗所书》2:8-10），但得救的信心会生发与之相称的善行。由于人是全然堕落的，若在救恩议题上加上任何自身善行的条件，人就不可能得救（by Faith alone, through grace alone, in Christ alone）。

天主教的教义一般认为，一个人的得救在乎信心与善工，不仅要有“先在的恩典”（信心作为礼物赐给我们），也在乎“同在的恩典”（我们要通过持续的善工保持在基督的恩典里）。“先在的恩典”恢复了人被造时的道德能力，“同在的恩典”不断地帮助人、支持人。因此，“善工”不仅要做，而且必须做[11]。

[4] 胡斯托•L•冈萨雷斯（Justo L. Gonzalez）《基督教史》（上海三联出版社，2016），26-27。
[5] 祁伯尔，《历史的轨迹——两千年教会史》（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86），25-26。
 编注：“大公”（catholic）一词的意思是“普世的”，但也意为“全体一致”。为了将自己与各种异端团体和教派区分开来，古代的教会开始自称为“大公教会”。这个称谓不仅强调了教会的普世性，也强调了教会建基其上的广泛见证。教会是“全体一致”的教会——根据所有使徒与福音书作者的共同见证建立起来的教会。参冈萨雷斯，《基督教史》，128。
[6] 安提阿主教伊格纳修（Ignatius of Antioch）、士每拿主教坡旅甲（Polycarp）以及护教士游斯丁（Justin Martyr）在当时都具有领导地位。
[7] 《教宗名录》（Liber pontificalis）英文版（原写于拉丁文）见：https://ia801907.us.archive.org/8/items/LiberPontificalis/Liber%20pontificalis.pdf.
 [8] 生于1483年11月10日，卒于1546年2月18日，原为天主教会的司铎兼神学教授。1517年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开始了宗教改革。
[9] 便西拉智训在天主教思高本被翻译为《德训篇》。。
[10] 笔者认为这种高举圣传权威的做法，虽然有其积极意义，使教会有历史感和厚重感，但很容易使人架空圣言，把人“不完全的实践”抬高，使教会在教义上“掺杂”。教改之前罗马天主教的做法也体现了这一点。
[11] 这种观点被基督新教驳斥为“半伯拉纠主义”，在人性论上是不连贯的，在救恩论上是不纯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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