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走的路 | 袁相忱弟兄见证

我们当走的路

文 | 宁义

梁惠珍姊妹出生在富裕的家庭，在伯特利教会上学，但内心骄傲、顽梗，并不顺服（p.16）。她最喜欢游泳时仰面飘在水上的感觉，这时整个人仿佛进入了一个自由的世界(p.17).。但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国后，梁惠珍姊妹看到人的生命是何等地渺茫无助：炸弹何时落到谁的身旁，谁的生命就没有了(p.21)。这时候神的灵感动梁惠珍姊妹，她回应了这个感动，向主祷告，求主救她、赦免她的过犯(p.22)，主的平安随后便临到梁惠珍姊妹。梁惠珍姊妹的生命之后就有了改变， 最显著之处在于脾气变好了。这时袁相忱弟兄来坚固梁惠珍姊妹的信心（他们从小就彼此认识）；他提到：“信神的人， 肯定要有改变！这是生命里的改变，不再是老我的那个老旧的生命”，“要真心相信耶稣，就要把主接到自己的心里来，这才是真正有生命的信仰” （p. 28）。

接下来，袁相忱弟兄和梁惠珍姊妹在属灵上交通更多。袁相忱弟兄这时已经全职服侍神，他祷告求主，预备他和梁惠珍姊妹在主里合一，共同事奉（p. 39）。梁惠珍姊妹也被袁相忱弟兄的朴实无华吸引，她看到袁相忱弟兄的讲道并不是那么高深，但朴实易懂，条理清晰(p.40)。最后梁惠珍姊妹决定嫁给袁相忱弟兄。她回应父亲：“我想过了，也祷告过了，就是冲着他是一个为主做工的传道人，我答应了！传道人的价值不是以挣钱的多少来衡量的，因为传道人是传福音救人灵魂，是最有价值的工作，比挣钱更有价值。至于您二老说的‘受穷’，我相信为主的缘故是不会受穷的” (p.46).。这是多么感人的爱情宣告啊。这宣告超越一切属世的爱情宣告，也表明了对神的极大信心。

结婚之后，对梁惠珍姊妹生命成长最有帮助的就是每天和袁相忱弟兄一起读经。袁相忱弟兄提到：“我们要过信心的生活，有根有基，这个根基就是主的应许！”袁相忱弟兄也用戴德生的见证鼓励梁惠珍姊妹。感恩这段经历，梁惠珍姊妹在日后的艰难中，就是靠着主的应许渡过的(p.70-71).。

袁相忱弟兄在北京的神学院毕业后，在北京有稳定的服侍。但有一天，袁相忱弟兄对梁惠珍姊妹道出他的心声，“神呼召我去农村传福音！”袁相忱弟兄提到，“我们虽然在城里头，作翻译，还挣钱，生活挺好的。可是我不能享福，我要去完成神对我的托付，就是在农村传福音，不是在城里享福。”梁惠珍姊妹回应道，惟独凡事寻求满足神的心意，把神的呼召当作自己的事奉和生活的目标，才会在看似“平安”的生活中察觉出自己的不平安(p.109).。这是何等的同心合一、何等满足神的心意！

袁相忱弟兄和裴约翰牧师、同工尚志荣弟兄开始了在河北农村的服侍。他们到各地的村庄唱诗布道，遇到当地赶集就是传福音的大好机会。他们还开奋兴会坚固信徒，通常三到五天，每天聚会，从早到晚(p.127).。袁相忱弟兄总是骑着自行车出门，一次外出便是连续二三十天。神把真实爱人灵魂的心放在袁相忱弟兄心里，历经一生也不改变。神也保守这颗心始终在神面前火热地跳动(p.135-136)。这是多么宝贵的心啊！我们现有的外在条件比袁相忱弟兄那时好不知多少倍，但愿我们时时都有火热传福音的心。

袁相忱弟兄曾经历一次软弱。那时他在一个镇子传福音，一圈走下来要三华里。袁相忱弟兄当时非常瘦弱，营养缺乏。当时吃的三餐都是稀饭和萝卜，第三天实在出不了门。裴约翰牧师没有丝毫责备，只是跪在门后不住痛哭，为袁相忱弟兄祷告。以后袁相忱弟兄再也没有因为身体上的疲乏和病痛亏欠福音的事工(p.137)。这是多么好的同工，多么美好的见证。

梁惠珍姊妹在农村教当地的孩子们读书认字，带他们认识主(p.145)。这群孩子也爱梁惠珍姊妹，在日本兵来的时候，这群女孩子把梁惠珍姊妹藏在女生宿舍。她们把梁惠珍姊妹包围起来，一同祷告，躲避日本兵的搜查(p.148-149)。最后梁惠珍姊妹不得不躲在菜窖里三天三夜，不能有片刻休息；但主是梁惠珍姊妹的避难所，保守了梁惠珍姊妹(p.156)。梁惠珍姊妹也在农村学会了蒸窝窝头，学会了摘棉花，自己生产小孩，从无知任性的女孩被雕琢成主的婢女(p.177)。

袁相忱弟兄和同工在苦难中（抗战期间）撒下的福音的种子，也在苦难中结出丰满的果子。在大逼迫来临之际（WG之前和期间），当地很多信徒对神至死忠心，坐牢殉道。即使在最严酷的逼迫中，他们也没有停止聚会，始终秘密地聚会(p.169)。这是死亡不能胜过的种子！

袁相忱弟兄在服侍中，惟独听从主的心意，而不随从世界的潮流；惟独依靠圣灵的大能，而不借助任何组织的势力和才能；惟独在信心中仰望主，而不接受任何从人手中而来的好处(p.185)。袁相忱弟兄从没有试图把农村一间间独立的教会联合成一间大教会。教会奉献什么，就吃什么；奉献不足时，就少吃或不吃(p.187-188)。这是何等放下自己、愿意受苦的生命啊！这是何等相信主和跟随主的生命！

袁相忱弟兄在外面服侍，但也一直惦记父母的得救。袁相忱弟兄的父亲年轻的时候过着荒唐放荡的生活， 常年酗酒，顽梗地抵挡福音，还粗暴地阻挠袁相忱弟兄的传道。在晚年生病后，袁相忱弟兄引导父亲明白神、承认自己的罪。梁惠珍姊妹在公公去世前带领他做了决志祷告，接受耶稣为个人的救主(p.181-183)。袁相忱弟兄为自己的母亲信主也祷告了十三年。他的母亲晚年经历黄疸肝炎，浮肿非常厉害；但袁相忱弟兄和师母凭着信心祷告求神，没有去医院看病。神派天使医治了他们的母亲(p.195-199)。这个经历带领袁相忱弟兄的母亲认识了真神，不再烧香拜佛，离弃了假神。

后来袁相忱弟兄因为婆婆晚年需要照顾，回到北京白塔寺传福音。当时袁相忱弟兄发现一个闲置的教堂很适合传福音，就着急想得到这个地方。在祷告中，他开始从急躁中安静下来，重新回到神面前， 深深责备自己忘记了事奉的本源。其实，传福音本来就是神的事，神必完全负责(p.213)。接下来，神把这个地方赐下。和袁相忱弟兄一起联络这个地方的神召会的苏牧师劝袁相忱弟兄加入神召会一同服侍，因为有稳定的薪水。但袁相忱弟兄不想加入外国的差会。在袁相忱弟兄看来，事奉必须完全依靠神，一旦习惯倚赖组织上的供应，难免由于金钱的缘故，导致在事奉上不能合神的心意。袁相忱弟兄在农村服侍期间，没有任何固定的供养，一直单单仰望神的供应(p.220-221)。

白塔寺福音堂从一九四六年三月建立，起初传福音果效并不明显。袁相忱弟兄提醒自己，传福音不是靠人的热情和能干，而要完全仰望神的大能和智慧。袁相忱弟兄对自己说，“等候吧，我只是撒种的，真正能让种子生长的是神！我现在应该只问耕耘，不求收获，因为还不到收获的时候！”在越是看不到果效的时候，袁相忱弟兄愈发谨慎自守和恒切祷告。袁相忱弟兄一方面每周三次带领家人在福音堂外打鼓唱诗，另一方面每天恒切祷告，求圣灵做工(p.232)。感谢主，到一九四九年，福音堂的二百多个座位都坐满了。这真是圣灵大能的作为！我们如今有各样的才干，却缺乏恒切的祷告，这是多么大的提醒啊！

福音堂开始有盲人过来聚会，他们对真道很渴慕。为了更多喂养这些信众，袁相忱弟兄每周二到盲人学校带领他们祷告查经，风雨无阻。后来在福音堂的盲人信徒增加到二三十人。袁相忱弟兄不仅无微不至地帮助他们，还鼓励他们运用自己的恩赐来荣耀神。其中一位叫陈邦恒的青年人极富赞美的恩赐，乐感和记忆力非常好，后来成为非常出色的敬拜带领者(p.242-243)。

其实福音堂成立的头几年正是中国的内战时期，局势动荡。但袁相忱弟兄对时局的变化毫不在意，只一心一意传福音。解放前，有神学院院长劝袁相忱弟兄去印度尼西亚传福音，袁相忱弟兄回应道：“神给我的呼召在中国！中国有这么大的禾场，有这么多还没有得救的灵魂，我要踏踏实实在这里把神的工作做好。我不去那边！”这是多么清醒和有异象的回答！而且袁相忱弟兄相信神既然呼召他在中国传福音，就一定会为他负责到底，会为他开出路(p.264-265)。

一九四九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袁相忱弟兄和原来一样，对身边的一切变化安然处之。袁相忱弟兄安慰身边忧虑的同工，“你们太过忧虑了。首先，我们传福音的与政治没有什么关系，谁掌权我们的工作都一样，谁掌权我们的工作都照样做，因为我们是为了神工作，不是为某个人或政权” (p.265-266)。这是多么深刻的看见啊！他知道我们服侍的本质是什么。政权变了，环境变了，但袁相忱弟兄为主传福音的心志没有变。

解放后，新派的代表人物吴耀宗成为基督教界的代表。袁相忱弟兄对新派很早就有认识，他说：“这哪是什么‘新派’！根本就是不信”。的确如此，新派不信耶稣基督是神，不信耶稣为童女马利亚所生，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不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和升天；当然更不信基督还要在末后再来审判这个世界(p.266-267)。是啊，这是彻头彻尾的不信！

袁相忱弟兄对福音堂的信徒阐明不参加“三自”的原因：首先，福音堂早已实践了真正的自治、自传，、自养，所以没有必要加入“三自”；其次，福音堂坚持的福音信仰与“三自”有本质的区别。袁相忱弟兄提到，教会不能依靠政治势力，政治也不应该利用宗教，宗教和政治应该完全分开。更重要的是， 惟有主基督是教会的元首(p.271)。袁相忱弟兄一贯的态度是：“我们基督徒与政治没有关系，政治的事情我们在教会也不提。” 袁相忱弟兄鼓励梁惠珍姊妹：“咱们是为主而活的人，咱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为了真理的缘故，应当付上代价。” (p.273-274)。

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晚，王明道先生和十多位同工一同被捕。“三自”也不断派说客来劝袁相忱弟兄， 袁相忱弟兄意识到严峻的考验已经来临了。在一个宗教事务处组织的学习会上，李处长直接点袁相忱弟兄的名，要他发言。袁相忱弟兄思考一会，终于开口说：“现行的宗教政策不合理。首先，对各宗教存在不平等的待遇……对回教的政策很宽松，对基督教却很紧，基督教信仰没有自由。再有就是在‘三自‘队伍中有一些根本不是三自的人……日本人来了就投靠日本人，美国人来了就领美国人的津贴， 现在又摇身一变成了’‘三自会’的人”（p.291）。这是多么坦荡深刻的看见啊。接下来，袁相忱弟兄每天拿起《圣经》读了又读，经常一个人读经到深夜。

为了使弟兄姊妹在这紧要的关头站立得稳，袁相忱弟兄向大家指明，基督是教会的头，三自不是教会的头（p.293）。宗教处的领导专门约见袁相忱弟兄的母亲和梁惠珍姊妹，警告说：“我们怎么收拾王明道，也要照样收拾袁相忱” （p.297）。袁相忱弟兄知道后，坚定地回应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参加就是不参加，这条路我是走定了” （p.299）。这时候，袁相忱弟兄和梁惠珍姊妹在一起祷告中分享说，“在神的真道上懦弱是一种罪。人在软弱的时候，就被这种罪所捆绑。所以神对约书亚说：’ 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那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我们若恒久祷告，一心靠主，主就必保守我们！” （p.301）袁相忱弟兄那时读得最多的是约伯记，特别是 19:25-26,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著，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p.301-302）。袁相忱弟兄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被捕。

袁相忱弟兄在被捕后，所承受最大的试炼来自家庭。一方面家中上有老下有小，梁惠珍姊妹要照顾母亲和六个孩子；另一方面却是监狱的高墙铁门。每当袁相忱弟兄软弱、向主切切祷告时，总有主的话临到他：“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路 9:62）。袁相忱弟兄每次都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安慰和保守（p.320-321）。

袁相忱弟兄被捕后，梁惠珍姊妹相信是为了主的缘故，没有什么可耻和惧怕的（p.322）。但是现实的重担和忧虑压得梁惠珍姊妹喘不过气来，她向神祷告，“神啊，我的丈夫为你传道，你怎么能让他到了这个地步啊！”后来主的话语临到梁惠珍姊妹，“这是出于我！”于是梁惠珍姊妹的心降服在神面前，心甘情愿接受神在她生命中的雕琢（p.326-327）。为了养活一家八口人，梁惠珍姊妹开始做建筑工人和仓库管理员；神也藉着弟兄姊妹的匿名奉献供应梁惠珍姊妹一家。奇妙的是，在这期间，梁惠珍姊妹的母亲和大弟弟都悔改信主了。他们没有因家人所受的逼迫而远离神，反而在其中得以真正地认识他的恩典（p.354）。

袁相忱弟兄在狱中，出于神的保守，并没有受太大的伤害，所受最严苛的对待就是被勒令盘腿坐在木板上（p.319）。袁相忱弟兄对来探视的梁惠珍姊妹说，“你们别惦记。肉体受点苦没有关系，我现在精神很喜乐，肉体是算不得什么的，最要紧的是心里好受。我现在心里很平安”（p.336-337）。后来袁相忱弟兄到黑龙江农场劳改，但那里的严寒并没有压倒袁相忱弟兄传福音的热忱。袁相忱弟兄在那里带领一位名叫刘浩的弟兄信主，并鼓励他：“没有神的许可，我们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我根本不在乎他们对我的态度，只当他们是一群疯子，让他们嚎叫吧，我靠主的大能大力，作刚强人，才能不被一切外在的东西所压垮” （p.367）。

后来梁惠珍姊妹总结道，受苦是有益的，“我们不要惧怕苦难，没有经历诸般的苦难，就不能认识神， 不能真认识神的恩典” （p.385）。面对苦难，袁相忱弟兄也分享到，“第一类（反应）是忍受不下去，用自杀来结束生命；第二是精神受到刺激，身体受到损害，不能再过正常人的生活；第三就是通过熬炼，意志更坚强，身体也健康” （p.411）。

袁相忱弟兄出狱后，三自的人继续来拉拢他。袁相忱弟兄申明道，三自所传的，是与世界潮流混合的虚假的福音，不是基督教会所传的十字架的福音。基督教会被建立的目的在于彰显神荣耀的圣名，宣扬他的美德，见证他的真道；在于传扬基督耶稣的福音，宣讲圣言，拯救失丧的灵魂；在于造就门徒，使他们在基督里得丰盛的生命，作神合用的器皿，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于圣徒合一， 同心盼望主耶稣的再来，仰望他荣耀国度的降临（p.421）。

对于家庭教会的形式，袁相忱弟兄强调，首先，主要求教会必须忠于他的托付。教会不在乎外在的形式、会众的多少，而在乎一心一意地遵行神的旨意，传扬和见证主的福音，用主的真道忠心地喂养主的群羊。其次，主要求教会为主保守住她的圣洁（p.427-428）。加尔文曾说，“十字架下有真教会”。袁相忱弟兄说，在中国坚持家庭聚会的形式建立基督的教会，就是坚持走十字架的道路。第一，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效法主的道路，是贫穷和信心的道路。第二，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跟随主的道路，是羞辱的道路。同时，十字架的道路是教会成长和复兴的唯一道路，是回到使徒时期的道路（p.429-430）。

对于中国教会的需要，袁相忱弟兄提到要祷告，第一，要为将亡的灵魂祷告。虽然中国已有几千万信徒，但比起十几亿总人口来说还是很少的；第二，中国信徒很需要被建造，特别是需要培训传道人； 第三，为国家的领导人祷告，愿福音的门能够更加敞开（p.442）。

上面都是袁相忱弟兄出狱后的真挚的话，愿我们仔细思想和领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