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美国特别浸信会早期的优势地位
首先来看：
1. 导致特别浸信会占优势的火花――大复兴。
开始于1730年和1740年的美国大复兴是加尔文主义的。它遭到了那些跟阿民念主义有联系之人的反对，[18] 这意味着促进这次复兴及其结果的是改革宗和加尔文主义的怀特菲，爱德华滋和坦南特付梓的讲道。这次复兴连同它给北美殖民地信仰舞台所注入的属灵生机，极大地促进了美洲的福音传播和教会增长。
在新英格兰，这种新的生机导致了许多分离派教会的形成。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之前的一个世纪内麻萨诸塞和康奈迪格实行了一种国家教会的制度，公理会各教会就是那个国家教会。在这之前一个世纪清教徒建立了这些教会，为的是实现宗教改革般的纯洁纯净，但是后来他们开始变得不景气。他们日益没有生气而变得形式化，越来越注重婴儿洗礼的做法。
由大复兴所产生的属灵活力对这些教会产生了一种作用力，怀特菲和其他人对新生命的全然重要性的强调，在那些属灵生命而不是形式上的宗教占主导地位的教会中引起了一种渴望。很自然的是许多在这时候脱离国教教会的教会产生或者实际上变成了浸信会教会，像以撒·巴库等重要的特别浸信会领袖就是这时候出现的。（关于这个人我们后面还要更多地看到）这个新英格兰的复兴背景下的浸信会信徒被称为分离浸礼宗。[19]
这一切又把我们带到：
2. 主导地位的现实。[20]
在早期殖民地时代，一般阿民念派浸礼会和特别加尔文主义浸礼派在美国的数量大约是均等的。然而在1740年以后的50年中由于一个巨大的传福音和增长的浪潮，特别浸信会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一般浸信会，一般浸礼派教会有时候甚至也变成了特别浸礼派。奥斯多姆进一步描述了此时所发生的情况：
费城联合会对两个不同的教牧援助请求做出的回应带来了活力恢复的最初迹象。1752年有两个人被差派调查了解弗基尼亚工厂的情况。在接下来的4年中这个联合会差派的宣教士对弗基尼亚和北卡罗来纳差不多所有古老的一般浸信会教会实现了整顿和改组。而查尔斯敦联合会的专员为着同样的目的来到了北方，结果是在1752年和1756年间除了两三个教会以外其它所有教会都被转变成了特别浸信会的模式。他们打发走了许多没有重生的教会成员，在有些情况下使成员人数从100多减少到比一打还少。他们整顿了纪律和管教，采取了一个威斯敏斯德倾向的公认信条，并且促进了合一的精神。这些北卡罗来纳东部和弗吉尼亚经过整顿和改组的教会联合起来，于1769年形成了吉胡凯联合会这些有着费城倾向的特别浸信会教会自称为正规的，以把自己同非正规的分离派浸信会区别开来。后者在1755年以后开始大量拥入南部殖民地。[21]
尽管像奥斯多姆所暗示的那样，在“正规浸礼派”和“分离浸礼派”之间起初有冲突，但是二者在根子上都是改革宗的，在神学上都是加尔文主义的。这样，这两个派别之间的和解和合一变得越来越普遍。正规浸信会的强处是他们在教义上的稳定性和严格的教会秩序，而分离派浸信会的强处是他们火热的传福音热情。
下面我们准备好可以来看：
3. 浸信会占优势期间的增长。
当这两个加尔文主义浸信会派别的优势结合起来的时候就大大促进和巩固了大约1740年开始的美国浸礼派的巨大增长。下面的图表说明了这种增长。[22]
年份 教会数目
1660 4
1700 33
1740 96
1780 457
前面看到，这种巨大的增长包括了新的特别浸信会教会的建立。
另外促进这种增长的还有浸礼派教会组织形式的巨大自由和灵活性，这种自由和灵活性特别适合于在边疆地区建立教会，当时边疆正在不断向西推进。奥斯多姆在强调农民布道家的时候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浸信会教会的大量产生主要靠的是他们属灵上的耐力和他们对个体归信的强调，不过他们也特别善于适应边疆的社会结构，适应根本没有社会结构的情况。在热心上浸礼派没有超过长老派，但是他们不受严格的教育要求和僵化的长老制组织形式给传福音工作造成的限制。浸信会福音工作的实质也跟卫里公会对教团权威的坚持也正好相反。它的边疆英雄不是周游全国的人，而是农民布道家，随着民众进入新地区。这种农民布道家没有报酬，自食其力，因而在财政上是独立的，他通常听到事奉的呼召，然后就自行传起道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就被一个教会按立，有时候是他自己聚集起来的教会。从这样的教会又产生出事奉的其他候选人，通过这种程序浸信会扩展，进入了旷野荒地或者又迁移回到了更老一点的地区中没有教会的人群当中。他们没有主教或宗教会议的指示，没有教派机构或特别协会的财政支持。有很多时候一整个教会搬到一个新的地点，就像鲁易斯·克莱格的会众1783年从弗基尼亚迁移，然后变成了肯塔基的吉尔伯特溪教会一样。不过浸信会的工作也不像这一点可能暗示的那样没有组织没有条理，因为他们的地区联合会既关心纪律和惩戒以及教义上的和谐，又促进了一种合一的精神。[23]
在开始于1850年左右的大批罗马天主教移民涌入之前，浸信会成了美国最大的宗教派别。他们是最大的抗罗派群体，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24]
这里让我们停一下来考虑从我们已经看的这部分内容中我们需要记住的一些功课，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美国浸信会后来的历史：
1. 首先，基督教会工作的扩展，从根本上说是在一位主权的救主手里，祂将以祂的灵，在祂看为合适的时候，以祂看为合适的方式建造祂的教会。
在后来成为美国的那片土地的浸信会教会开始的时候是微小的和又挣扎的工作，直到大觉醒的复兴之火把余火挑旺成为熊熊的烈焰。同样，如果我们要在基督把我们放在的教会以及在我们的姊妹教会中看到类似的增长和前进，我们最终要依靠神和祂灵的祝福。这个现实加上主过去的作为，应当多么激励我们的心，使我们祷告神，求祂生命的气息在我们的时代吹出来，就像祂在怀特菲和爱德华滋的时代所吹的那样。
2. 我们再次得到提醒，通常被称为加尔文主义和改革宗信仰的神主权恩典的教义在被正确理解和应用的时候决不是朝气蓬勃的合乎圣经的福音和宣教工作的敌人，反而会为这些工作提供重要的基础和推动力（就如大复兴期间所产生的结果那样）。
因为我们有一位伟大而又有主权的神，祂能将最刚硬的铁石之心变成一颗肉心，甚至连传道人叛逆的儿子冒充传道人的招摇撞骗者之心祂也能改变。我们行动起来，执行基督大使命来服侍的正是这位神。当然，这个现实应当使我们这些说自己是合乎圣经的加尔文主义者的人自问，我们所说我们自己相信的东西，是否在我们自己的心中和生命中以及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教会的生活中结出果子来。
3. 我们也得到提醒，秩序良好的教会以及心志相同的教会之间有稳固教义基础的活泼有力的合作和联合是拓展基督国度工作的长远劳苦和努力中的重要因素。
记住一些早期最有作用的浸信会教会和费城联合会。这些事本身不能成为一种目的，否则我们就会枯萎死亡。但是如果根基已经建立，这些事对于兴起越来越多的福音工作，首先是在我们自己的耶路撒冷，然后是在我们的撒玛利亚，以及地极都是重要的。 这里我们已经看了，加尔文主义特别浸信会在美国的优势和主导地位的出现，下面让我们紧接着集中来看具有浸信会独特性的一个特有的问题，同时也来看一个关键的加尔文主义或改革宗浸信会领袖。在美国国家生活中，他对那个独特特性的实施起了领导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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