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美国特别浸礼派最终的衰落
1. 学习这个题目的时候，重要的是首先认识到，从加尔文主义特别浸礼派占主导地位的状况以及总的逐渐衰落的性质。我们已经看到，在后来成为美国的这个国家中，第一个清楚可辨的浸信会联合会以及在早期美国浸信会历史上最有影响的联合会是费城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建立于1707年，从一开始就小心谨慎地持守1689年伦敦浸信会公认信条，在1742年重印作为费城公认信条的时候只有很少一些补充。
显然费城联合会这个改革宗的信仰立场持续了很多年。最晚到1851年我们从这个联合会的较早的一次印刷的会议记录前言中看到了下面的陈述：
本联合会在所存在的每一个阶段都坚定地持守了圣经教义的最纯正形式，在任何时期都没有吸收任何否认或是隐瞒恩典教义的教会。同所有浸礼派一样，新约圣经一直是它信仰和实践唯一的准则。为了让世人知道我们如何理解神所默示的这些书卷中圣灵的教导，本联合会于1742年出版了它的信仰和纪律宣言……该宣言是1689年在伦敦开会的牧师和弟兄们发表的……在整个美国它一般被看作是浸礼派中正统信仰的标准。[78]
这是该协会建立144年以后所写出来的，这表明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忠心地持守了神的话语。
不过，这样的陈述也可能会误导人，它肯定不是这个时期通常情况下美国浸信会状况的最终定论，显然甚至更具体地来说在费城联合会内情况都不是如此。这把我们带到：
2. 从1689年伦敦浸信会公认信条的改革宗信仰向阿民念主义的衰落以及更为严重的早期迹象。首先是：
a. 在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以撒·巴库建立并且作工的麻萨诸塞米多波洛教会，在巴库去世之前就出现了衰落的迹象。格兰慈写道：
当巴库的健康在1798年开始衰退，以及他妻子于1800年去世的时候，米多波洛教会开始看到有必要为他们年迈的牧师找一个助手。1804年他们把以斯拉·坎德尔（Ezra Kendal）召到这个职位上来，此人是新一代浸信会牧师中的一员，他坚持某些阿民念派的观点。[79]
格兰慈后来继续说道：
甚至在巴库去世之前，他的神学遗产就被质疑了。转过18世纪的时候，他曾经战胜的阿民念主义在浸信会中获得了追随者，甚至在米多波洛教会的领袖当中都有追随者。19世纪期间在复兴主义的影响下，阿民念潮流横扫全国。[80]
可悲的是，巴库本人好像也受了唯理主义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对人类理性的道德状况过于乐观，因而为以人为中心和高抬人的阿民念主义错误留下了方便之门。
这里，在往下进行之前我们看一个重要的教训。米多波洛教会的经历提醒我们，我们总是离教义上的衰落和偏离只有一代之隔。巴库还没有离开世界，对神话语之真理的这种偏离就开始了。并且要看到这种偏离是如何出现的――是因为没有足够小心地委派下一代领导人。下面我们还要试图进一步应用这一点。
b. 教义偏离的进一步早期明显迹象是新罕布施尔公认信条的起草（尽管对这一点人们有争议）。根据兰普京（Lumpkin）[81] 所说，1830年新罕布施尔浸信会大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预备这样一个信仰和实践宣言，“……可能会被认为同该州我们所有的观点连贯一致。”他们表示，他们认为“已知的浸信会信仰宣言在措辞上没有使用同样的语言是不尽人意的。”州级的大会感到了1780年以后那个地区出现的自由意志浸礼派带来的压力。最后，经过了一段比较漫长的起草和修改过程后，一份新罕布施尔公认信条于1833年或1834年出版了。这个信条确实在教义上算是保留了加尔文主义的内容，但是却短得多。因而，不如1689年伦敦浸信会公认信条那么详细，就某些不受欢迎的加尔文主义教义方面他也不那么具体，包括弃绝和特别救赎的教义。这样一个兑了水的公认信条表明教义之风所吹拂的方向不是令人鼓舞的。再看：
c. 雅各·鲍伊斯（James Boyce）(1827-1888年)的忧虑。鲍伊斯是一位南方浸信会的卫士，他捍卫我们特别浸信会祖先那合乎圣经的信仰，他于1856年――在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关于费城联合会比较肯定的描述作出之后仅仅5年就作出了如下的宣告：
最肤浅的观察者都能看到，在我们的时代，我们教会纯正的教义处在严重的危险之中。阿民念主义特有的原则已经被灌输给了我们许多的教会，甚至我们的教牧人员也毫不含糊地公开声称自己拥护这些原则。很大一部分教牧人员以及一些教会的教义观点要么非常紊乱摇摆，要么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82]
这些早期的迹象预示着后来更为严重的衰落。麦克描述了美国浸信会中改革宗信仰堡垒――费城联合会中的这种衰落：
18世纪费城联合会其成员教会持守一种坚定的改革宗立场，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同样是一个历史事实的是，19世纪中期以后，它变得主要是阿民念主义的。到了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联合会内的许多人要么彻底坚持一种很低的圣经观，同时弃绝许多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接受社会福音；要么他们正朝这个立场倾斜。[83]
我们所看到的自然引起了一个重要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有这样一种广泛而又根本性的偏离？就是偏离先前在美国浸信会教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改革宗特别浸信会传承呢？这种偏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到20世纪中期这种传承几乎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这里跟我一起考虑：
3. 促成从1689年伦敦浸信会公认信条的改革宗信仰向阿民念主义以及更严重的错误跌落的各种因素。从人的角度来看，有好几种因素，这些因素帮助我们明白这种跌落是如何发生的，当然最终是在主权之神的掌控之下发生的。这里我从我以前老师的《美国浸信会之根》以及维恩·麦克的一篇很有帮助的文章“理想教会”中借用了很多资料。我以前的老师把这种衰落的其中一个因素定名为：
a. “美国的民主风气（精神）”。虽然美国人应该为他们在美国生活方式下所享受的极好的自由和祝福而应当非常感恩，然而在美国的自由理念中也有一些腐蚀性和破坏性的影响，这些影响可以追溯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最早期的时间里，甚至还比这更早。麦克写道：
17和18世纪的美国弥漫着一种个人主义的精神和一种对自由的追求，当时美国条件艰苦，只有适者才能生存，它是一个勇者的家园，这勇者渴望使它成为自由者的家园……
当革命战争于1781年结束的时候，这种个人主义和自由精神并没有减少，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有自由有权利，照着自己的理性、志趣行事的理想受到了鼓励……
……当时极大地强调人和人理性的能力，这样就从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转移到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世界……
浸礼派并没有完全不受这些强调的影响，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在宗教界表达带有个人主义和自由思想的革命精神气息的理念。[84]
因此我们来看看会得到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已经看到，这至少在一种有限的程度上，就连以撒·巴库都这样作了。这在另一个更为年轻的人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此人后来继承了以撒·巴库在美国浸信会争取自由斗争中的领袖地位――他就是约翰·里兰德（John Leland）。麦克注意到了这如何在里兰德对教义信条宣言的反对上表现出来:
约翰·里兰德宣称，在一个自由社会，公认信条毫无用处。他觉得，这个公认信条是一种强迫人们在思想上整齐划一的一种工具。它是一种用来控制人们的头脑和良心的压迫性手段，在一个人们可以自由随便进行敬拜和信仰的国度里，类似于这样的文献有什么位置呢？我们有什么权利束缚任何人的良心呢？他在其中一部著作中称那些坚持认为人们应当接受一份公认信条的人为“专横的暴君”。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进一步这样表达了他对这件事的强烈感情：
经验证明，当所有人选择信什么就信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时候，虽然他们在观点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他们比不得不以一种方式进行信仰和崇拜的时候还更好地彼此相爱。和睦相处并且作为自由人自得其乐的惟一方法就是自由地思想和发表言论，照着我们所喜好的进行敬拜，并且人的人身、财产受到法律保护。[85]
里兰德显然坚持神对圣经的默示以及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教义。然而，在为宗教自由而战的过程当中，他无意中开了一道门――不但是为反对古老的正统公认信条以及合乎圣经的改革宗信仰，而且也为反对所有客观权威，包括圣经开了方便之门。
这种为教义、衰落和背道打开方便之门的反信经反信条精神日益在几方面明显起来，特别是涉及到地方教会彼此联合方面更是如此。
新罕布施尔公认信条的重要性其实不仅在于它是一份被削弱了的改革宗信仰申明，而且在于它从来没有被那些起草过它的教会大会采纳，使之成为一个他们所认同彼此更为正式的关系的教义申明，也就是联名签署。
美国浸礼派分成了南北两派之后，南方浸信联合总会会长威廉 B.约翰逊（William B. Johnson）也曾经做过三年一次的联合总会会长。在他1845年召开的第一次南方浸信联合总会大会的讲话中宣告说：
……我们没有起草任何新信经作为我们的依据，在这件事上我们是按照浸信会对除了圣经以外所有信经的厌恶行事。[86]
我们已经看到，虽然地方教会和区域性的联合会仍然普遍拥有所采纳的信仰宣言，但是南方浸信总会仍然没有一个教义陈述或宣言，直到北方浸信联合总会内部同现代主义的冲突促使他们于1925年采纳了一个经过重大修改的新罕布施尔公认信条作为他们浸信会信仰和信息的申明为止。即使到了那时候南方浸信联合总会中的成员教会，连同他们的牧师也没有被要求签署这份信仰告白作为成为成员的条件。
如果这种反公认信条的心态是南方浸信联合总会中的一个问题的话，那么在北方浸信联合总会中它更是一个问题。因为北方浸信联合总会在偏离合乎圣经的正统信仰方面走得快得多，而且从来没有真正恢复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当北方浸信联合总会1907年成立的时候，总会没有采纳任何教义标准或公认信条――这种情况从来没有改变过。
这就是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以及20世纪初浸信会中特别普遍的一种反信经反公认信条精神。它背后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从那个国家最初的日子起对自由和民主的强调，在这些带来如此巨大祝福的概念里面就包含有不合乎圣经的思想成分，这些成分后来证明最终是合乎圣经的加尔文主义的敌人，并且最终是基督教信仰的敌人。可悲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又一个十年和一百年的过去，他们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这个美国民主风气的因素跟第二因素有着天然的联系：
b. 对属灵复兴和传福音的特别强调（经常被称为复兴主义）我们相信永活的神确实带来不同寻常的属灵复兴时节。就像美国的大复兴和第二次大复兴一样。并且如果我们是合乎圣经的加尔文主义的话，我们就应当热切地渴望并且参与传福音和继续宣教的工作。很多合乎圣经的加尔文主义曾经密切参与这样的复兴以及福音和宣教工作，这些人包括乔治·怀特菲、坦南特父子、约拿单·爱德华滋、艾施尔·耐特顿以及亚多尼兰·查德森。但是正如我以前的老师所观察的那样：
随着复兴主义的发展，两种影响在早期成了它的一部分，在浸信会教会中产生了一种消极的反加尔文主义的影响。[87]
首先是：
(1) 反信经主义
我们已经看到，反信经主义也同美国讲究民主的思想倾向紧密联系起来。可悲的是，那些早期就反对大复兴的人倾向于把强调教会秩序和信仰正统作为他们方法的一部分，这导致那些从复兴中受益，并且赞成复兴的人对公认信条持怀疑态度，甚至反对它们。
另一位作者注意到了反信经潮流同复兴主义的进一步联系：
检查过大量的论复兴和复兴主义材料之后，人就认识到复兴主义代表了这样一种发展，就是对什么是神学上正确的东西不那么关心……[88]
我们已经看到，认真谨慎的教义一直在南方和北方浸信会中都被拒绝了――并且往往是以合作把福音传出去的名义弃绝的。
随着复兴主义的发展，日渐成为复兴主义一部分并且远远更为明显和直接削弱先前主导地位的改革宗浸信会信仰的第二个影响是：
(2) 阿民念主义的优势。
我以前的老师写道：
复兴主义在这个时期被奥斯多姆（Ahlstrom）称为民主福音工作的黄金时代，它越来越多地被那些神学上半伯拉纠主义者（卫斯里的循道派）甚至问题更严重（查理·芬尼）的人控制。复兴主义的中心是白白地把福音提供给人，这被看作是必须要求人有一种阿民念派的神学。复兴主义者中也产生了一种把福音减到最小程度的思想，这种思想简化福音，把加尔文主义看成是混淆人凭着自由意志接受或弃绝基督的简单福音。[89]
麦克进一步描述了19世纪前半叶查理·芬尼的错误（以及表面上的）成功的深远影响：
芬尼否认人完全的堕落和基督特别的救赎，以及浸礼派和非浸礼派曾经坚定持守的其它一些教义。他强调人的能力，并且说，如果妥善使用蒙恩之道就可以产生复兴，把人引向悔改和相信。
起初绝大多数浸礼派反对芬尼的复兴主义，但逐渐他们中的很多人被争取了过去，因为芬尼当时正在取得惊人的成果。一个基督徒怎么可以批评或是反对起了这么多好作用的任何人、方法、信息或是运动呢？
在那些随从了复兴主义大流的人中有很多人是浸礼派的。事实上，一些浸礼派的传道人离开了自己的教会，成了职业福音布道家，那些人中有很多从前肯宣称自己是加尔文主义者，但他们要么重新安排了他们的神学思想，要么从来没有真正相信它，因为他们采纳了和芬尼一样的方法，和芬尼以同样的方式和同样的侧重点讲道。对复兴主义说，教义是不重要的，真正要紧的是一个人对基督的经历。教义是引起纷争的，在福音布道中我们需要团结起来为基督赢得灵魂，人们的灵魂正在失丧、灭亡，为什么还为神学上鸡毛蒜皮的小事争论不休呢？宣教、福音工作、社会问题以及年轻人的教育才是亟待解决的事情。对初信徒的教义方面的教导、邀请初信徒加入地方教会、教会管教、教会治理、对属灵上合格的牧师的培训和装备以及地方教会本身都是次要的问题。
……确实神通过复兴主义工作拯救了灵魂，我们应当为真正被基督所得的每一个灵魂欢喜，但是这绝不应该使我们对这种运动所种下的危险种子视而不见。[90]
以下我们更为简略地看一下，促成美国浸礼派合乎圣经的加尔文主义衰落的第三个因素：
c. 同卫理公会或循道宗的互动。
在边疆地区，浸信会和循道宗是最活跃的，这意味着二者间有很多的互动和接触交往。这样卫理公会的阿民念主义经常会对浸礼派产生影响。
导致衰落的第四个因素是：
d. 兼容并包主义精神。
我以前的老师又写道：
几乎从一开始，在美国为了争取宗教自由，与政府和国家合乎圣经的分离斗争就是浸信会各教会之间一种团结力量。这种力量强调和注重所有浸礼派的共同特征，不管他们是不是严格的加尔文主义，当兼容并包的倾向被分离的浸礼派的反信经主义强化之后，在教义问题上同阿民念主义的实际妥协就开始发生了。这种妥协后来在一个多世纪以内在北方浸礼派中是如此完全，以至于自由意志浸礼派都可以被欢迎进入古老的费城浸信联合会的继承者北方浸信联合总会。[91]
类似的兼容并包主义精神在南方浸信联合总会中也十分明显。关于这个国家中浸信会教会中间的教义衰落和不稳定状态，我们已经提到过雅各·鲍伊斯的忧虑了。鲍伊斯参与了1859年南卡罗来纳州格林威尔市的第一个南方浸信会神学院的创建工作。在他领导下，这所神学院采纳了一份原则摘要，这实际上是一份公认信条，所有教授都被要求签署。有些人批评这个摘要，因为它是一份信经，鲍伊斯捍卫了这份摘要或信经的重要性。但是鉴于当时已经存在的南方浸信联合会总会的教义混杂情况，仍然有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来看鲍伊斯此时所宣告的:
……确立这份摘要的决定达成以后，问题仍然出现了，它将是什么呢？那是一个古老的《费城公认信条》或者更准确地说《世纪公认信条》曾经影响过的地区。如果总联合会[92] 只是为它自己的成员采取行动的话，我相信那个公认信条就可能会被采纳，但是他们认识到教派中有很大的一部分人，特别是在西部，反对那个公认信条的许多特性。新罕布施尔公认信条可能会被一些人接受，但不是所有人，联合总会于是制定了自己的条款。[93]
这些条款比较简略，他们反应了鲍伊斯的立场：
在任何一点上，只要教派是分歧的，总联合会及神学院都不应该采取任何立场。[94]
结果，充满生命力的费城公认信条的加尔文主义只得到了非常低微的体现。这反应了南方浸信联会总会各教会之间要找一个共同标准的想法。此时这些教会有一些持守的是阿民念派的教义，有一个共同的标准他们就可以加入进来，并且不被冒犯。这种通融的方法当然没有帮助南方浸信联合总会制止它此时向阿民念主义的移动，尽管这种游移比北方显然要慢一些。
所以，一方面有一种鼓舞人心的要通过一个教义宣言保守纯正教义的关切，另一方面在那个公认信条中有一种搅扰人的对教义的轻视，这种轻视离开了第二伦敦和费城公认信条中认真谨慎的教义陈述。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在一个教义上日益各不相同的联合总会内保守合一的名义做的。兼容并包的精神很活跃，随着后来许多年日的到来，它成了教义衰落方面一个不小的因素。
现在跟我一起看产生了消极影响的第五个因素：
e. 极端加尔文主义。
在我们前面的学习中，我们看到了在英国和美国浸礼派中极端加尔文主义的出现这个否认教会白白把福音提供给所有人之责任的严重错误，在美国也有它的影响――其中一部分是通过在很多方面大有帮助的吉尔的著作传播的。我以前的老师再次写道：
在美国这种极端加尔文主义特别在南方抬起了它丑陋的头。由于对阿民念主义以及现代宣教运动所采取的方法的反弹，一些浸礼派心肠变硬，采取了极端加尔文主义的观点了。这种反弹通过反对福音主义变得被动甚至异端化，以此来抵消阿民念主义，或是真实的也有他们认为存在的。[95]
关于美国浸礼派中这种极端加尔文主义，要讲的有很多。跌入到这种危险之中的两个重要派别出现，他们是原始浸礼派和“古老的圣灵中两个种子的预定论浸礼派。”后一个派别采取了异端观点，奥斯多姆这样描述原始浸礼派：
……他们在田纳西、亚拉巴马、佐治亚、肯塔基、北卡罗来纳，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西部各州中有非常严重的渗透。到1846年为止，反宣教的浸礼派在人数上至少达到了六万八千或者说到了这个国家中浸礼派总人口的10%。在整个一个世纪中，他们的讲道阻碍了北方和南方浸信派有组织的工作，并且赢得了无数个人和教会的接受。被认为他们坚持的是不妥协的教义，而这无数的个人和教会从来没有加入原始浸信联合会。[96]
我以前的老师总结道：
这样的反弹做法倾向于使加尔文主义各教会失去活力，变得麻木不仁，给真正的加尔文主义带来指摘和耻辱，并且使阿民念派的谴责看起来合理。在不小的程度上他们可能造成了今天福音派信徒中间对加尔文主义普遍的错误看法和敌意。[97]
麦克观察到：
……这些极端加尔文主义浸礼派要求人与他们对公认信条的解释严格一致，并且常常在细枝末节上非常爱起纷争。所以，有些人倾向于反对该公认信条（也就是1689年伦敦浸信会公认信条）就因为这个公认信条的朋友错误地使用它，在反对极端加尔文主义的过程中，他们也反对这些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声称相信的这份公认信条。他们说：“如果这是这个公认信条所作的，那么我们最好抛弃这个公认信条。” [98]
这种在另一个极端上的错误当然促进了对过去改革宗各种公认信条的游离，并且走进了阿民念主义甚至还更严重的错误。这把我们带到了第六个因素，这个因素也对浸信会的衰落起了很大的影响：
f. 现代主义。
我以前的老师写道：
现代主义或自由主义在内战以后开始溜进浸信会各教会。到20世纪初为止，它是浸信会中间一股异端的洪流。这种现代主义就是阿民念主义对人类权利自由的强调，它必然的极端就是否认圣经权威本身。很自然的是，它把加尔文主义视为自己的死敌，因而向它发出了最为猛烈的攻击。[99] [100]
现代主义趋势遭到了第七种和最后一种影响的抵制，这种影响也已自己的方式对浸信会从他们丰富的改革宗遗传上衰落起了作用――特别是在20世纪：
g. 基要主义运动。
早些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基要主义运动是许多教派对现代主义攻击的保守反应，这种反应忠心地捍卫圣经的正确无误性。然而，根据我以前老师所说，在这个运动里面有好几种倾向表明了从改革宗的基督教的偏离并且削弱了它。
最明显的事实是，基要派以联合起来对抗现代主义的名义，倾向于只强调少数基本真理，就是那些他们可以全都围绕着联合起来的真理。与此同时，贬低和轻视了其它教义真理，把它们看为不重要的和引起纷争的――其中包括神主权恩典教义的大部分。
而且时代论的末世论和凯锡克的关于“高等生活”或“得胜生活”的教导后来成了绝大多数基要派的特点，这也倾向于削弱改革宗的信仰。[101]
以上讲述了七个帮助促成美国浸信会改革宗信仰衰落的因素。对于那些热爱神主权恩典拯救人的圣经教义的人来说，这种衰落当然不是一幅令人鼓舞的图画。值得感恩的是，这并不是一切的结束，这一点在我们继续学习的时候将会看到。在我们结束这部分学习的时候，请跟我一起看几点重要功课，其中有很多内容是我从维恩·麦克那里借用来的。首先：
1. 我们得到提醒，必须不断地提防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以一种不合乎圣经的方式受到我们时代的思想模式影响的危险。
这样的影响不但会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妨害我们，而且常常给我们的后来人带来深远得多的危害，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发生在我们浸信会祖先身上的那样。关于美国的情形，麦克写道：
让我们警惕，免得我们卷入我们时代的精神当中，就是那种无政府，无法无天，反叛，没有理性和存在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但弥漫着我们的世界，而且也浸染着我们的教会。我们要当心，免得我们以基督徒自由的名义助长放纵――生活和教义方面的放纵。记住，在基督里的自由同脱离基督的自由是迥然不同的。对这一点彼得是这样说的，“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藉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彼前2:16）。当我们坚持要一个人相信并且顺服神话语的时候，我们不是在约束他的良心。为此，让我们小心警惕我们时代的不受管束的放浪精神。[102]
麦克博士也警戒人们要当心，今天普遍存在的一种实用主义，只看结果的哲学。这种哲学在过去强大而又可悲地影响了浸礼派（在芬尼那些看起来的成功之下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让我们小心，免得陷入实用主义的网罗，变得只重结果不看手段。我们必须谨慎，免得我们求神迹奇事然后才肯相信（马太福音12:39）……我们也必须小心不要只因为看到了神迹奇事就相信（像那些同摩西竞争的埃及术士一样马太福音24:24）。
马上出现的，惊人的，甚至是求之不得的结果，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否认一个信息、一个人、一种方法或是一个运动的真理性和敬虔性。真理并不是因为管用才是真理，真理之所以是真理是因为那是神说的。我们必须买真理，一切真理，并且只买真理。不管这看起来会在人的喜爱或成功方面，使我们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绝不要出卖真理的任何部分。无论是教义，敬拜方面，无论是信经的还是经历上的，无论是历史的还是超历史的，无论是命题的，还是实践的，不管这样的出售一时可能会带来别人的尊敬，快乐，都不可出卖真理。[103]
我们多么需要和诗人一起祷告说：
神哪，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诗篇139:23-24）。
我们也多么需要不断地回到圣经中，让圣经来检验每一种思想、哲学和理念，而不是受我们的感觉或经历的控制，受我们的时代看似成功，令很多人喜爱，对他们有吸引力的那些东西掌控。紧密相关的是：
2. 作为一个平衡的功课，我们得到警戒，不要像反宣教的极端加尔文主义浸信会那样对我们时代的精神反应过度。麦克写道：
……让我们警惕，免得我们对我们时代的放任自流精神反应过度，成为律法主义者，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反对宣教工作，惯于批评指责。
我们不要做律法主义者，或是过分干涉别人，要求人们在所有的细枝末节上都跟我们一致，不管是什么问题只要是圣经清楚讲明的，我们就必须坚决地强调和坚持，无论是信仰问题，还是实践问题。但是在圣经沉默的地方我们也必须沉默。在那些神的话语没有清楚启示或反对的问题上，只要个人自己心意坚定就可以了（罗马书14:5圣经新译本）。[104]
反应过度是多么容易。令人担心的是，现代加尔文主义或改革宗浸信会有时候也是这样反应过度的。他们有一种审判别人，缺乏爱心，自以为比别人好的心态。愿主使我们不至于这样，并且帮助我们谦卑而且有爱心地行在那些与我们不同的弟兄姊妹面前。就如麦克后来所补充的：
只在外表的教义和教规上正统却缺少热心、温情、怜悯和福音的传讲的基督教实在是可悲的。
这种基督教就像一个没有生火的炉子或是一盏没有点着的灯。人们不被它温暖也不被它吸引。它不能提供热或是光。[105]
3. 我们毫无疑问也得到提醒，看到了认识并且坚持我们的信条和实践的谨慎陈述的重要性。这有助于保守我们不至于陷入严重的可能会毁灭灵魂的错误，并且使我们不至于最终跟异端分子成为同盟。
要记住浸礼派中间兴起的那种反信经反公认信条的态度，以及它的苦果和有时候甚至是致命的果子。愿主保守我们在我们的时代不至于有这样的态度，愿祂帮助我们一直小心谨慎地珍爱祂赐给我们的真理，愿祂帮助我们把这些真理谨慎地教导给我们的孩子，可以以要理问答的方式、叫他们背记经文的方式，并且在家庭敬拜时谈论这些事情的方式，教导他们。愿祂帮助我们保证在教会中我们既对孩子这样做，也对成年人这样做，教导这些事。愿祂帮助我们总要要求人们公开承认一个合乎圣经的公认信条作为我们地方教会成员合一的基础，以及我们同其她姊妹教会有紧密联络的基础。
愿主也帮助我们，务必保证教会中未来的领袖，在神话语的真理上有很好的根基，并且我们只委任那些存着无亏的良心，持守这些真理的人作为教会领袖。要记住巴库即将离世的时候米多波洛教会所发生的情况。为了这个重要原因，我们这些持守神话语中所教导的加尔文主义改革宗浸信会信仰的人应该感到有一种严肃的责任要培训我们自己的人从事事奉，而不是走看起来更容易的道路，把我们的工作留给其它派别的人去做。这些人在某些重要观点上跟我们并不相同，虽然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正确地欣赏并且从这些人所做工作中获益，并且渴望和祷告神赐福给他们。
麦克再一次写到：
……极其热心有经历，热心传福音却对圣经和神学上的正确性没有深切关心的基督教，会在一段时间以后堕落退化为彻头彻尾的亵渎和背道。这种基督教就像没有铁轨的火车或是没有舵的船，它可能会打动人，使人采取行动，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人是在朝正确的方向行动或是将要继续朝着正确的方向行动呢？让我们因此努力避免教义脱离生活，生活脱离教义这对孪生的危险。让我们不求任何别的，只以一种充满活力的合乎圣经的神学为满足，因为这种神学生发出一种充满活力，合乎圣经的生活。使徒保罗要求帖撒罗尼迦信徒“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贴前5:21）。愿神喜悦帮助我们来遵行这些话语。[106]
在这一点上我还可以更具体一些，过去我们美国改革宗浸信会信徒曾经非常关心真理和正确的教会秩序，有时候也许已经过分了，至少在有些情况下到了忽视传福音和宣教工作的地步（虽然没有完全不做这些事）。但另一个危险是，越来越多地关心宣教和传福音工作，并且为了纠正过去的反应过度和不平衡以至于我们最终错误地轻视和忽略对真理的小心谨慎，以及对基督之家的秩序的小心谨慎。还有一个真实的危险，是也许反应过度，从一种不平衡而进入到了另一种不平衡当中，最终给我们自己的这一代人，特别是未来的许多代人造成永久性的损害。圣经并没有给我们在这些事上挑挑拣拣的奢侈。所有这些都应该是我们关心的事情，愿主保守我们脱离偏左偏右的不平衡危险。 现在我们继续往前学习。到了20世纪中期，看来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不合乎圣经的阿民念主义，然后是一种异端的现代主义已经在美国浸礼派中占了优势。不过，感谢神，这种可悲的状况并不是事情的结局，在过去几十年中产生了一种变化，希望这是好转的开始。所以现在我们准备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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