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示巴到耶路撒冷——我们站立在此 | 郭易君牧师 | 第8页

五、现代政治文明与法治意义上的教会

（一）基本人权及宗教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同时中国政府所加入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所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都承认和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作为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每个人都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包括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这是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的自然权利。

《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中提出：“有表明自己选择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其所受限制只能在法律规定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要的范围之内。”在教会不影响公共安全秩序、卫生和道德的前提下，政府应当尊重和保护公民的信仰权利而不是破坏和限制。防疫政策执行当中，我们明显看到了对家庭教会的针对性执法。餐厅、影院等可以继续经营，规模不大、聚集不频繁的教会却屡遭执法、取缔，这不符合国家整体的宗教政策，是对公民基本宗教信仰权利的粗暴干涉和侵犯。

（二）平等观念及公民待遇

平等观念涉及到两个层面，一是政治平等，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这两个方面而言，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一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法律权利。将人分为三六九等是所谓的封建帝王思想。目前由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是无神论的，信教群众在各个层面被歧视已是不争的事实⁴⁴。特别是近年来（疫情以来尤甚），信徒在某些人看来像贼一样，总是被防着、被压着、被盯着，这是相关人员极度缺少自信心的体现。绝大多数中国的基督徒是如此爱这片土地、爱这个国家、爱我们的同胞，甚或比普通群众的道德要求更高，实践行为更具建设性，把他们区别对待，是不理智、不科学的，也是反人性的。

（三）基本正义与合法性存续

孔子曰：“政者正也”。为政之基就是正义，失去正义，虽有权力却如盗贼。罗尔斯《正义论》提出正义的两原则，被简称为平等自由原则以及差别机会均等原则。平等自由原则为第一原则，强调“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其意思确实简单明了，每个人都有天赋不可剥夺的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权利，这是一个正义社会的第一原则；差别和机会均等原则为第二原则，强调了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使它们：（1）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且（2）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

从这两条基本原则来看家庭教会的处境，第一原则失守了，第二原则也就变成了对少数群体的倾轧和歧视，无法促成社会合作。罗尔斯是在社会合作的框架下阐述其正义论的。他认为，“直觉的观念是：每一个人的幸福都依赖于社会合作体系，没有这种社会合作，所有人都不可能过上满意的生活。因此利益的划分应当能够使每个人自愿地加入到合作体系中来，包括那些处境较差的人”。在中国的各个群体和阶层当中，基督教信仰群体是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没有什么话语权，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基督徒并不以地上的中心或主流为自己的追求，因为地上的边缘或许是基督徒见证天上身份的机会。

但从世俗社会基本公平而言，世俗政府需要向上帝交账，它是否以公平、公义对待祂的百姓，是否照顾祂百姓的基本福祉？从这一指标来看，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目前的基本社会正义正在退化。信仰群体虽是弱势群体，却是整个社会的良心，从这个最柔软的部分，可以看到整个有机体的状况。即使当权者不把信仰群体作为社会良心，也应当对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予以尊重和保护，如同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残疾人和五保户一般，不是将这些弱势群体推到流放监禁无处逃遁的对立面，而是留下基本的生存空间，以促成和谐社会目标下的社会合作。

（四）政府治理与边界意识

期望建立百分百绝对权力的政府，是不现实的。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千秋万代的政权，也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能政府，凡是追求天下一统、全知全能的领袖，最终都没有好下场。无论承认与否，政治权力都有其边界。世上政府的权力是“赏善罚恶”的刀剑权力，但上帝给教会的权柄是关乎灵魂的属灵权柄。无论掌权者采用何种方法将权力集中，政权都管不了谁去天堂或地狱；在此事上，上帝没有给它权柄。因此现代政府在治理社会时，都像“有限责任公司”一般，承认自己是“有限政府”，给自己定了边界⁴⁵，比如每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就是厚赐万物的上帝赐给人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

从世俗管理的角度看，宗教可以在合理的规则之中服从政府。但从永恒和世俗的圣俗次序中，政府也当在“天理”之中学习敬畏上苍。人间正道是沧桑，在过去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凡是敬天爱人的政权都蒙福且相对长久，凡是逆天虐民的政权都相对短暂。哪怕是无神论者，也当知道每一缕阳光、每一滴水水珠、每一颗种子、每一寸土地，都不是任何政权创造和真正拥有的，应当在自然秩序中设立一道让自己免于灭亡的边界。天地寰宇之中，任何团体和个人皆有其定期及边界，若越位了，就是将自己置于与自然之道、社会之道相违和的境地。这也是“今大道既隐”的两千年喟叹，在当今呼出来的一口气息。

就我们所熟知的圣经而言，越位就是把自己逼到了与创造宇宙并厚赐百物的至高上帝为敌的处境。中国先贤老子都让我们认识这大道至简、顺道而生的道理：“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先圣孔子也倡导敬天爱人，阐述了天命、天常、知天、效天的天命观：“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即使是对自己尚不知道的上天鬼神，孔子也为自己保留了谦卑敬畏的界限：“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五）纳税人及政府服务

纳税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权利义务关系。现代政府的基本理念是，纳税人给政府缴税、政府为纳税人提供服务。教会里的信徒绝大多数都是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纳税人，他们因着宗教信仰的自然权利聚在一起；无论承认与否，其实质上已经是宗教团体，政府有义务予以保护并提供便利。然而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少政府工作人员甚至以阶级斗争的敌我思维来对待教会，不仅违背现代政府的基本执政逻辑，也使堂堂大国《宪法》中的宗教自由政策被束之高阁，这是对全面依法治国精神的违背，也不符合中国信教群众的实际，只会增加宗教不和谐的因素。

（六）政策法规的连贯性原则

改革开放后，1982年中共中央十九号文明确指出，“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以及按宗教习惯在教徒自己家里进行的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如拜佛、诵经、烧香、礼拜、祈祷、讲经、讲道、弥撒、受洗、受戒、封斋、过宗教节日、终傅、追思等等，都由宗教组织和宗教信徒自理，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⁴⁶。该文件之后，虽然各个地方执行宗教政策的宽严度有所区别，但整体而言，一直允许家庭教会存在。2004年后，政府开始承认家庭聚会的合法性。国务院在这一年发布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中，公开宣称：

“基督教教徒按照宗教习惯，在自己家里举行以亲友为主参加的祷告、读经等宗教活动，中国基督教习惯称之为家庭聚会，不要求登记”。

近年来，政府政治理论趋于左倾，公权力不断侵入私人领域，宗教政策正在逐步倒退。针对各地家庭教会的执法行动越来越频繁和严格，违反了中央宗教政策的连贯性与稳定性原则，也伤害了信教群众纯朴的宗教情感。李克强总理2022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说，“长江黄河不能倒流，照样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绝不会也不能关上”。中国的信教群众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是朋友，而不是敌人；是社会的良知，而不是败类；是人民群众，而非专政对象。把宗教问题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是文革思维，与改革开放的一贯方针和政策相违背，不能长久，也不得民心。

（七）“下位法服从上位法”的原则

宗教自由在《宪法》37条之前，34条之后，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根据《宪法》89条，国务院出台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以低位阶的行政法规规定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法律依据，是严重的法律错误。已经越过了上位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违反立法程序，超越立法权限与范围，违反程序正义，应当由全国人大进行违宪审查⁴⁷。目前执法之中，由文化旅游部门对家庭教会执法，由国保、警察、民宗和街道配合的联合行动，从本质上而言是知法犯法的违法行动。以“莫须有”罪名对家庭教会信徒和牧者进行处罚的行为，经不起推敲，将来是要向历史和人民负责的。

⁴⁴ 对基督徒而言，我们不怕被歧视，因为这是做门徒的代价。但是对于政府而言，却不可以理直气壮地歧视信教者。
⁴⁵这些年政治学理论界已经没有几个人谈“有限政府”了，因为有人不喜欢，但无论人们喜欢不喜欢，都应当看到人的罪恶、有限，而掌握绝对权力的人一定会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人性使然。
⁴⁶ 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1982年3月31日印发。
⁴⁷ 刘澎，《困惑与挑战–中国的宗教立法》，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5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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